许纪霖
当今高校、科研院所中的老师和学生都处于一种竞争的环境中，赢者通吃、末位淘汰。“奖勤罚懒”的体制有可能伤害了真正优秀的学者，扼杀了他们的学术创造力，剥夺了他们从事学术工作的快乐感和自我满足感。虽然体制暂时无法改变，但风气却与我们每一个人相关，是我们共同创造的，也是我们有能力改变的。
■许纪霖
今天的大学教师、科研院所研究人员都会面对“体制”或“体制化”的压力。一方面，我们对现行体制下的各种考核机制、评价机制心生不满；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自觉地，甚至是非常自觉地去迎合它，执行它，甚至将自己内化为体制的一部分。
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体制化”
所谓体制化，是一套官僚化的管理模式，它与现代性的形成有关。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发现了资本主义（这里的资本主义是广义的，指现代性的技术和管理方式）的秘密是会计制度和官僚管理制度或科层化的管理制度。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普遍采取了这套官僚化的管理制度。
所谓体制化，正是这样一种制度。这套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对中国人来说很陌生，90年代中期开始全面在全国推广。现在科层化的管理制度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种指标作为衡量工作绩效的重要标尺，成为普遍化的管理模式。
高校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也采取了这套官僚化的管理模式。当今的大学在这样的管理模式下越来越不像大学，更像公司。学者廉思在《工蜂》一书中讲述了大学青年教师的现状。我对此深有体会。大学的青年教师已经沦为“学术民工”（这里不是在道德和身份意义上歧视民工），他们是被管理、被雇佣的，没有自主性，不少人对自己干的活并不喜欢，只是为了“稻粮谋”。这是当前知识分子面临的很大困境，需要从体制化本身来检讨。
“赢者通吃”的竞争逻辑
当今高校、科研院所中的老师和学生都处于一种竞争的环境中，赢者通吃、末位淘汰。高校用这种极端的方式鼓励竞争，鼓励大家向金字塔尖走，只有金字塔尖的赢者是通吃天下的。
这套管理方法用来管理大学和学术研究活动是不是合适呢？是不是顶尖的研究都是通过研究者怕落后，怕被淘汰，迫不得已创造出来的呢？如果我们看看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故事，就会发现全然不是如此。世界上很多发明创造是一些“大玩家”玩出来的。他们只是有好奇，有求知的欲望，有对自己专业无穷的兴趣，甚至是抱着“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态度来进行科学研究的。
科学研究要允许失败，因为有创新的科研一定是有风险的。而我国学术界各种各样课题的赞助，从自然科学到人文学科都“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对于研究内容和经费使用都要事先作出说明。我们的大学管理制度要求保险，所以科研人员都倾向于避开有风险的课题，选择风险不大，同时做出来也意义不大的题目。究其根源，科层化的管理体制难逃其咎。
任何一套体制或制度背后都有一套对人性的预设。目前学术环境中的制度预设是“每一个人都要偷懒，人性是恶的，总是希望不劳而获”。这个预设有一定道理，知识分子队伍鱼龙混杂，“奖勤罚懒”的体制对这些人也许是有用的，但也有可能伤害了真正优秀的学者，扼杀了他们的学术创造力，剥夺了他们从事学术工作的快乐感和自我满足感。
那么对于学术而言，好的体制应该是什么样的？国外大学也许能够提供一些借鉴。在美国，博士生毕业后先做6年助理教授，6年中可以自由研究，6年后如果可以出版一本书、若干篇文章即可以获得终身教职，6年是对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学术兴趣的考验。可以看出，美国大学的人才评价制度非常温和，它营造的宽松环境也为自由研究提供了可能性。
评价方式多种多样，但最重要的是教授要有学术自主权。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评价应该来自于同行，而不是行政意志主导的一套量化标准。而当今中国大学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学术自主权。
没有权威，只有权力的时代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学术圈由学术权威主导评价标准。今天，中国的学术界虽然大师林立，但已经失去了权威。行政化的管理使得权力成为学术活动的指挥棒。当然，权力是隐性的，隐藏在“专家评审”的幕布之后。表面上看起来，学术活动是民主的，评职称、评奖、评优都是投票选举的结果，符合程序。值得讨论的是：学术的问题能不能仅靠投票？
学术不是仅靠投票就能投出来的。“学术民主”有它的意义，但是也有其局限。投票能够保证最差的人不入围，但是不能保证入围的一定是最好的，有时优秀的人也容易被淘汰，最后胜出的往往是按照世俗眼光“不错”的人。
西方新近的研究发现，民主不能仅仅依靠投票实现，还要加入商议性过程，在投票之前的充分讨论可以矫正和弥补投票产生的误差。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大家顾忌方方面面的利益不愿意充分参与讨论。专家投票的结果往往不公布，真正控制投票的还是背后掌握着利益和程序的官员，“黑箱操作”使得很多专家投票意见沦为“供参考”的境地。
比体制更重要的是风气
比体制的枷锁更可怕的，是不良风气的蔓延。全民腐败比官员腐败更加可怕，而这正是中国目前的现状。各行各业都有腐败现象发生，只要某人处于某个特殊的位置，拥有哪怕很微小的权力，也可以用来牟取个人利益。一个行政主导的、没有法治的社会往往会滋生出体制性的腐败，不仅腐蚀官员，也腐蚀民众。
问题的核心就在于以权力为中心的体制。这套体制已经内化于我们的生活和心灵当中。一方面，大家痛恨甚至诅咒这套荒谬的体制，另一方面却在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践它，甚至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继而按照体制的标准作为自己生活的目标而奋斗。
在体制暂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我们就无可奈何了吗？我不这样认为。虽然大的体制有问题，但是一个学院，一个系，甚至一个教研室可以形成好的小环境。我们可以从一个一个的小环境出发，进而影响大环境，改变整个风气。虽然体制暂时无法改变，但风气却与我们每一个人相关，是我们共同创造的，也是我们有能力改变的。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国科学报》 (2013-08-05 第5版 思想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