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读到过一篇文章，说1958年胡适应蒋介石的邀请来台出任“中研院”院长。就职典礼上，蒋介石亲自出席并致辞，在致辞中，蒋介石对胡适提倡的“五四价值”、“自由主义”等等说辞，于褒中暗含了讥讽、挖苦之意，让与会者捏把汗。胡适当着老板的面，毫不客气地对蒋介石的言词当场予以驳斥。据亲历者石璋如说：“胡院长一发言就说总统你错了，台下立即鼓掌，没有几个人敢说这句话的。”当时我觉得很有意思，但一直没有找到印证这段故事的依据。直到最近，在胡适逝世50周年之际，台湾举办《胡适与蒋介石：道不同而相为谋》特展，展出了胡适的手稿和相关的文字记录，传说成为定案。

 

当着面说老板的不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到的，看看如今的官场就知道。 李敖在《播种者胡适》一文中，提到邱吉尔最爱引用的一句老话，是希腊史家布鲁达克说的：“对他们伟大领袖无情，是强大民族的特征。” 我一直觉得，体制内的人对体制的弊端提出批评，比体制外的人提出批评，难度要大得多，但也更具推动力和建设性。但这样的人，似乎不多；即使一时有，也很难长久坚持。但胡适不一样，他杠蒋介石和国民党，不是老了以后才做的事情。杨开亮在《胡适：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生追求民主自由的人权卫士胡适》中，提到胡适在1929年11月针对国民党的“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的雷人言论：

 

“一个革命政府居然拥护传统文化的反动思想”，“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在思想言论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在对待文化的态度上，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在批判国民党奉行“一个主义”、“统一思想”的独裁统治时，胡适义正词严地指出：“三民主义成为一党的经典，这种一时的议论很可以助长顽固思想，养成夸大狂理，而阻碍新思想的传播”，“一个当国专政的政党的思想若含有不合时代的反动倾向，他的影响可以阻碍一国文化的进步”；“今日的国民党到处念诵‘革命尚未成功’，却不想促进思想之变化，妄想做到思想的统一。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某思想的变化。用一个人的言论思想来统一思想，只可以供给一些不思想的人的党义考试夹带品，只可以供给一些党八股的教材，决不能变化思想，决不能靠此‘收革命之功效’”；所以，胡适给国民党的诊断结论是：“如果国民党青年人不能自觉地纠正这种反动思想，那么，国民党将来只能渐渐变成一个反时代的集团，决不能做时代的领导者，决不能担负建立新文化的责任”。为此，胡适要求国民党至少做到以下几点：“（1）废止一切鬼话文的公文法令。（2）通令全国日报，新闻论说一律改用白话。（3）废止一切思想言论自由的命令、制度、机关。（4）取消统一思想和党化教育的迷梦。（5）至少至少学学专制帝王，时时下个求直言的诏令。如果这几件最低限度的改革还不能做到，那么，我的骨头烧成灰，将来总会有人会替国民党上‘反动’的谥号的。”

 

浏览读过的一些文章和书籍，温习一下鲁迅、胡适这段近代史上的公案，是因为见到《胡适与蒋介石：道不同而相为谋》特展的报道和图片，加上前段时间因《重回适之路》的纪录片，陈丹青说：“一个人你不能随便抬，也不能随便抹掉的，你一旦抹掉达半个世纪之长，你还要再来恢复他，人已经换了两三代了，大家还有没有兴趣读他？”陈丹青在《民国文人》中说：“鲁迅很早就说过，你要灭一个人，一是骂杀，一是捧杀。大家现在看见了，过去半世纪，胡适被骂杀，鲁迅被捧杀。近年情况反了一反，是鲁迅开始被骂，胡适开始被捧，然而还是中国人的老办法：要么骂，要么捧，总不能平实地面对一个人，了解一种学说，看待一段历史。”

 

当年提“大民主”被打成右派的李慎之，2000年在《回归“五四”学习民主——给舒芜谈鲁迅、胡适和启蒙的信》中，认为“中国是一个‘后发外生’的‘被现代化’国家”。在这个背景下，他是这样说鲁迅和胡适的：“他们最大的不同也许在于：鲁迅是明治维新后建立了极不成熟的“民主制度”的日本留学生，他在那里接受的现代化思想天然是有残缺的，后来又接受了半西方半东方的俄国的社会革命思想。而胡适则是在被马克思称做‘天生的现代国家’的美国的留学生，又一贯关心政治和法律，因此他天然地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对我这样的人来说，认清这一点竟要花半个世纪的时间！”

 

李慎之提到乔冠华、胡乔木都对他说过“鲁迅若在，难免不当右派”的话，认为“鲁迅的被利用是对他的极大侮辱”。胡适也曾评论说“鲁迅若不死，也会砍头的”。所以李慎之说：“胡适毕竟是了解鲁迅的，他俩后来虽然倾向有所不同，但是，分析到最后，本质上都是中国最最珍爱自由的人。” 陈丹青和李慎之都引用了胡适对周策纵说的一句话：“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不过，李慎之在比较了鲁迅和胡适后，又说：“然而论世不易，知人更难。我的学力实在不足以比较鲁迅与胡适，只是心中虚悬了一个问题：尼采与杰弗逊，到底谁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更大呢？也不知道是不是比拟不伦。”我想“慎公”的意思很清楚，两人是不好比的，但却都是中国最最珍爱自由的人。我曾经在难得读完一本闲书——《鲁迅与胡适》中说：孙郁认为胡适的思想理念几十年不变，有些迂腐；而鲁迅则跟随着潮流，及时调整自己的思想，最终走向左翼。这样的人生，谁是谁非，只能说各有长短吧……最后，引季羡林《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中的结语作为结语：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联翩，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中国古代有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许多在至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但是，我此时虽思绪混乱，但神智还是清楚的，我没有这样做。我环顾陵园，只见石阶整洁，盘旋而上，陵墓极雄伟，上覆巨石，墓志铭为毛子水亲笔书写，墓后石墙上嵌有‘德艺双隆’四个大字，连同墓志铭，都金光闪闪，炫人双目。我站在那里，蓦抬头，适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显现在眼前，五十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但是，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可我一点也没有颓唐之感。我现在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感。我相信，有朝一日，我还会有机会，重来宝岛，再一次站在适之先生的墓前。”

 

 

《中国科学报》 (2013-02-04 第6版 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