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
前不久，遇到一个朋友，他也是在高校工作的教师。我们俩在推杯换盏之后，他给我讲了如下的故事。现经他本人同意，将故事原封不动地奉献如下，只是把人名、地名隐去。
大约二十年前，朋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里，听到一位农村中学教师的来信。来信中提到一位民办女教师，是教英语的。但是他们那里实在太贫困了，没有任何教英语的设备，连打字机和录音机都没有。由于是西部地区，又是民办教师，工资很低。他们那儿有很多人都外出打工去了，打工的工资要比当民办教师的工资高出不少。但是女教师还是选择了坚守。来信的落款是一个女性的名字。
朋友当时就猜到，来信中提到的女老师，估计就是写信的这位教师本人。朋友觉得应该帮助这位女教师，解决一下最基本的英语教学用的设备问题。他按照广播里听到的来信地址，给这位写信的老师写了封信。
回信在两个星期之后送到了。果然，那位写信的女教师，就是在广播电台中播送的那封信中提到的女教师本人。于是，朋友到打字机行买了一台当时还算比较好的英文打字机。为了省寄送的费用，他找到铁路运输的一个公司，通过发送铁路快件来寄送这台打字机（如果要到邮局寄送，费用要高不少。）
至于录音机，朋友认为，无论通过哪种方式寄送，都是不保险的。因为送到这么远的地方，如果途中装卸不当，就很容易损坏。于是朋友就给这位女教师汇了些钱，让她到他们那儿的县城买一台比较好的录音机以及一些磁带。
又过了一段时间，女教师来信了，她说，打字机已经收到了，买录音机的钱也收到了。而且她和同事到县城里挑选了一台比较好的录音机。她还在信中说，她的同事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惊奇，也很激动，说没想到大城市里的人还会关注他们乡村的一个普通中学。女教师还说，有的同事本来都想离开这所学校了，因为看到了朋友的信，受到鼓舞，所以留了下来。
女教师在信中说，他们这所中学只是乡村中的一个初级中学，只有初中三个年级，没有高中。学生毕业后，能考上高中或中专的，多年来几乎没有。所以很多人也都不愿意读这所中学。他们的生源不多，课很不好上。只是她一直在坚守，相信自己的努力不会白费。
朋友与女教师的通信断断续续，但一直都没有停。过了一年多，朋友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想在暑假期间请女教师到他所在的大城市里来玩一趟。在给女教师的信里，他发出了这个邀请。女教师收到信后，也很兴奋，并且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朋友把买火车票的钱寄给了女教师，嘱咐她买好车票后想办法给他打个电话。
女教师把到这个城市的火车车次、时间、地点都告诉了朋友。朋友在电脑上用当时的针式打印机打印出一张标签。上有女教师所在的县名和女教师的姓名，字数不多，但字号很大。到时他可以在接站时举着，能让女教师看到。
火车正点到达，过了一会儿，在出站口，他看到一个青年女子朝着他举着标签的方向走了过来。果然，正是这位女教师。他略略打量了一下，女教师的脸比较黑——可能是西部高原紫外线照射的结果。而且她的脸跟“漂亮”二字基本没有任何关系。朋友原来也想到可能女教师不一定很漂亮，但现在出现在他眼前的脸孔还是让他的心稍微紧了一下。
朋友把女教师接到他工作的学校里，在学校校园的餐厅里一起吃了饭。女教师后来告诉他，这是她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饭。朋友后来心里也难受了一下。他帮助女教师住在学校的招待所里，帮她买了学校食堂的饭票，还给了她一些钱，叮嘱她可以到这里的名胜古迹转一转，看一看。只是这几天朋友还有点事，不能完全陪着她。
在女教师要离开回去的前一天，朋友抽空陪着女教师看了一些景点，还给女教师拍了一些照片。女教师后来写信说，很遗憾没有和朋友一起合影。
女教师后来的信里写了很多事情，有报喜的：说他们学校有的毕业生已经考上了附近中等城市里的中专学校，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他们都觉得很兴奋。也有报忧的：说她家里给她找了个对象，而这个人总希望她离开学校，赶紧跟他结婚。而她对这个人并没有什么感觉，而且也不想跟他结婚。但是家里总是催她，说她已经28岁了。这个年龄在他们那儿还没有结婚的女孩根本就没有，只她一个。朋友看到这样的信，在回信时该替她高兴的会替她高兴，对她的烦恼也会安慰。
有一天，女教师来了封信，说她们那儿要对教师队伍进行整顿，那些有大专以上文凭的才有可能继续留在学校，转为正式教师。如果没有这样的文凭，就必须离开学校，离开教师队伍。女教师说，她自己一直坚持参加自学考试，已经通过了好几门，但有一两门考了几次都没有过。如果总不能通过，她就拿不到大专文凭。如果没有大专文凭，她不仅不能转正，而且连教师也当不成了。在信里，女教师请朋友帮她弄一张大专文凭，哪怕是买到的也可以。她说，她知道这个请求不合理，也不像话，可是她实在没有办法。
朋友看了这封信，心里十分纠结。他回了信，说对于女教师的请求，他完全理解。他说，他没有什么可指责她的。但是，让他做这样的事，他也确实很为难。信寄出之后，女教师再也没有写信过来。他们的通信就这样断了，以后再也没有通过信。
朋友对我说，这件事让他烦恼了很长时间，虽然这也算不上什么大的烦恼，但总归是一个烦恼。从道理上说，他不能帮这个忙，这是不应该做的事。可是从女教师的角度来说，她不去弄个文凭，别的人都有可能通过这类不合法的手段弄到文凭，从而可以转正，可以继续做教师，这对这个女教师也不公平。所以他到底应该怎么做，他实在搞不清楚。
二十年过去了，女教师应该近五十岁了。她成家了吗？她有孩子了吗？她还在继续当英语教师吗？朋友完全不知道，甚至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想知道这些情况。这毕竟是发生过的一件事，他甚至怀疑当初给这位女教师写的第一封信是否必要。如果没有那个冲动之举，是不是也就没有这样的烦恼和纠结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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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 (2013-12-23 第6版 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