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赵广立
现代运动狩猎（或称有偿狩猎），不等同于非法盗猎，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客观存在。据称在获得同样资金情况下，有偿狩猎比生态旅游对资源的破坏要小得多。然而，动物保护组织对这一“仅符合经济学的保护方式”的反对从未间断。
美国女主播梅丽莎·巴赫曼在其推特中贴出与被猎雄狮的合影。
梅丽莎·巴赫曼经常炫耀自己的狩猎成果。
图片来源：谷歌
一名自称“铁杆女猎人”的美国女主播梅丽莎·巴赫曼（Melissa Bachman）11月8日在推特上晒出一张自己在南非狩猎时与被她打死的雄狮的合影。此举点燃了人们的愤怒，纷纷指责其残忍与冷酷。据称南非公民甚至集体向南非政府请愿，要求将梅丽莎驱逐，并禁止其入境。
梅丽莎·巴赫曼何许人也？她是一档名为《温彻斯特的致命激情》（Winchester’s Deadly passion）的狩猎节目主持人，也就是说，狩猎是她合法的职业。
“巡猎印记”国际狩猎俱乐部创始人季伟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说，现代运动狩猎（或称有偿狩猎）是一种有偿的、合法的狩猎方式，通常在严格的管控下开展。其理念不在于“杀戮”而在于“保护”——狩猎者为获得猎物配额所付出的资金将用于动物保护和对当地居民的补偿。
支持者喻之为“以小搏大”——通过牺牲个别野生动物的生命来换取对野生动物种群和栖息地的保护。
反对者立即发出质疑：栖息地破坏、非法盗猎已然令野生动物不堪重负，猎杀活动无异于雪上加霜。
“保护动物”是运动狩猎诡辩的外衣，还是确有其事？人类保护动物的事业需要这样的“必要之恶”吗？对此，不同理念的人莫衷一是。
一把双刃剑
“不止是资金。”
当《中国科学报》记者将“我想了解下您对运动狩猎之于动物保护方面的看法”的问题抛给季伟时，这位“老猎手”如是说。
“资金方面，已经为大家逐渐认识：猎人支付的旅行费、配额费、标本制作与回运费，远远超过了标本本身的价值。”季伟说，更重要的是关注。
季伟口中的“关注”既非媒体的关注，也不是狩猎本身。“而是猎手逐渐去关注动物栖息地的保护，也引导当地人、周围的人一起去关注 。”
季伟说，猎人通过参与狩猎，与动物面对面，才会逐渐地了解动物，珍惜动物，思考“到底能为栖息地做些什么”。
然而，当地人对动物保护观念的转换更为微妙。
“从本质上讲，运动狩猎是一个可以开展的工作。”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中国项目主任、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解焱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如果当地老百姓可以从商业狩猎活动中获得收入，而且还可以通过提供狩猎服务额外创收，的确能够有效遏制非法盗猎活动。
“而如果老百姓不能从中获利，他们就变成偷猎者了。”
不难想象，稳定的野生动物种群如果能为他们带来可观的收益，他们会不遗余力地保护野生动物，并且会反对、制止其他偷盗猎行为，以确保收益的可持续性；而如果不能，他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将变成潜在的“盗猎分子”。
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
加拿大的因纽特人选择了天堂。因纽特人居住区与北极熊栖息地高度重合，加拿大政府允许因纽特社区猎获北极熊，但严格管控，每年只给社区一定的配额，只要社区内有北极熊因人为原因死亡，都会消耗配额。
配额可以自主消耗（获得昂贵的毛皮等），也可以出售给狩猎组织或个人，进行运动狩猎。每年约有20个配额会以单价20000加元（约合19000美元）的价格出售。而且，狩猎者往往还需要雇佣极富当地传统文化的“狗拉雪橇”进行狩猎活动——这又是一笔收入。
可以说，加拿大的北极熊保护非常成功。在这样的管控之下，北极熊的种群实现了可持续。
然而，并非所有地区政府都能做到像加拿大那样的管控水平。
莫桑比克的尼亚萨保护区开展了针对花豹的运动狩猎项目，但效果不佳。当地人被剥夺了捕猎的权利，但花豹依旧会捕捉他们的羊；运动狩猎所赚取的钱被国家“侵吞”，“雨露没有落到地上”。于是，当地的居民们没有停止他们的盗猎活动。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WSPA）亚太地区政策与对外事务总监尼克拉·拜侬（Nicola Beynon）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中指出，政府的管理水平、人性的私欲等是极难管控的，一个地区的成功并不代表其值得推广。运动狩猎能够有效遏制非法盗猎？“我们认为不能轻率采信。”
更严重的是，WSPA科学顾问孙全辉认为，运动狩猎有可能还会刺激非法盗猎。
“狩猎活动合法化，你无从区分市场上的动物制品，哪些是合法狩猎来的，哪些是偷猎的，所以运动狩猎也就变相刺激了偷猎。”他说。
动物福利，是道屏障
运动狩猎始终绕不开的，是动物福利问题。
动物福利一般指动物（尤其是受人类控制的）不应受到不必要的痛苦，即使是供人用作食物、工作工具、友伴或研究需要。
“善待动物组织”（PETA）是运动狩猎坚定的反对者。他们认为，尽可能快地处死猎物，让它们尽可能少地遭受痛苦是符合动物福利的。但是，在捕猎过程当中，这个要求不可能完全满足，因为并非每个人都是神枪手。
有数据显示，美国的猎人常常无法捕获它们击中的鹿，它们会带着枪伤生存下去，而这些伤口给它们带来的痛苦是长期的。
“杀是猎的终点。”季伟承认，说得再好听，设想再美好，狩猎活动归根结底是个“杀”字。动物福利的问题在严格意义上“无解”。
但猎人有自己的道德规范，以尽量照顾到所猎杀动物的死亡免受痛苦、使种群免受惊扰等。季伟告诉记者，符合道德规范的狩猎要做到“只狩猎对种群数量不再有贡献的老年雄性；精确射击，不拖延猎物的死亡痛苦；不从交通工具中对猎物进行射击”。
“不仅猎人把精确射击视为道德自律，猎场也配合从经济层面上让它显得必要。国际惯例，受轻伤的猎物如果跑掉，视同已经狩猎到。”季伟说。
由此，有人指出，狩猎的残忍并不甚于农业养殖和畜牧生产，猎杀动物，就并非不尊重动物福利。
尼克拉则指出，运动狩猎归根到底是出于娱乐而不是保护的目的，虽然客观上可能带来一些保护上的收益，然而以剥夺生命作为娱乐的方式终归是少数人被赋予的特权，多数公众在情感上还是难以接受。
WSPA的成员几乎一致地认为，在当前环境恶化的形势下，所有的野生动物更需要的是福利，而非任何形式的戕害。
“Wildlife Conservation 这个概念起源于狩猎活动，狩猎其实早于动物保护。”孙全辉坦承，在传统的狩猎模式下，人对动物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环境恶化、气候转变等生存威胁，不只是人类的大敌，对野生动物而言也一样。”孙全辉对记者说，野生动物在人兽冲突中已经吃尽了亏，再开展大规模的利用，很可能会产生更严重的问题。
运动狩猎与动物福利如此不可调和，于是，有人想到了用麻醉枪“狩猎”。
季伟介绍说，有一种主要针对白犀牛和南美洲虎的“绿色狩猎”，就是用麻醉枪狩猎，只麻醉，不剥夺生命。
绿色狩猎，为什么没有推广呢？
“有很多人反对。”季伟对记者说，“一方面，无法向猎手收取高昂的‘配额费’，因为猎人并不得到猎物，也没有标本制作的收入；一方面当地人无法获得真正的实惠，没机会分到‘肉’，这样就失去运动狩猎本身的意义了。”
一道选择题
作为资深的猎手，作为“巡猎印记”国际狩猎俱乐部创始人，季伟对运动狩猎的态度是开放的。他认为，也许猎人天生不是动物保护主义者，但是通过不断深入的狩猎活动，猎人才能有机会接近动物、了解动物、珍惜动物。
“因为工作关系，我不断获得了到世界各地参与狩猎的机会，接触到了不同国籍的猎人，渐渐对狩猎有了更深的认识。”季伟说。
尽管如此，他猎人的身份，始终未能得到人们的宽解。
季伟自述有不少朋友是动物保护主义者，后来因为他参加国际狩猎活动，“不乏有人果断与我划清界限”。
“职业猎人不同于狩猎爱好者或者偷猎者，后两者为兴趣或经济利益见到什么就猎。”季伟告诉记者，越成熟的猎人，越是有所猎有所“不猎”。
有时候经过几天冰天雪地的追逐，如果只遇到雌性和幼崽，季伟会劝客户放弃射击。 “随着狩猎次数的增加，拒绝射击率会越来越高，但是钱一样付，这是很好的事情。至少和我一起出猎的中国猎人，渐渐能做到这点，我很欣慰。”季伟说。
“放弃射击率”怎么样？
“问得好。我特意做过统计，从未出猎过的猎手，0%；已出猎1次，20%；已出猎2次，35%；已出猎3次及以上，达到85%。”
孙全辉告诉记者，运动狩猎饱受诟病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狩猎名单上，一些珍稀动物也未能幸免，犀牛和捻角山羊就是典型代表。
“我一向反对对EN（濒危）级和CR（极危）级动物进行狩猎；至于VU（易危）级中的食肉目，能不猎就尽量不要猎。”季伟指出，两大“显摆物种”——雄狮和北极熊就属于这一级。
这些稀有动物为什么不能排除在狩猎名单之外？
“作秀意味更浓一些，白犀牛一年的配额是12个，捻角山羊是6个。每个都可以拍出天价。”季伟透露说，国际狩猎圈中最贵的一次拍卖，捻角山羊拍到32万美元。
一般认为，一地区要开展运动狩猎需满足5个先决条件，包括可供狩猎的大型哺乳猎物物种丰富数量稳定、有良好的动物监测和管理体系、政府或非营利机构的强势参与（严格控制配额、坚决打击盗猎、有成熟的法律法规来约束违规狩猎行为）、当地人认可并能从狩猎活动中获得利益、足够的猎人群体参与。
“如果没有这5项，我也不赞成运动狩猎。”季伟告诉记者，综合他走过的比较成功的狩猎目的地国，这五点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个，就很难开展运动狩猎。
“我对中国狩猎场的前景持悲观态度。”季伟告诉记者，国家林业局把狩猎场审批权下放到省级林业厅后，审批“松”了，国内冒出了很多狩猎场，“我去过的国内狩猎场，5项先决条件没有1条符合的”。
《中国科学报》 (2013-12-06 第10版 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