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进雄
11月12日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我国目前不平等的户籍制度是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因素。因此，笔者认为，实现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前提之一即为进行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起源于1958年。该制度最初曾起过一些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到当前水平，户籍制度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已造成负面影响。
首先，从经济可持续发展上看，户籍制度通过各种渠道限制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务工就业，而劳动力是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投入之一，这会影响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城镇非农产业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即使出现了显著的工资增长也无法招聘到足够数量的工人；另一方面，由于户籍制度的因素，大量经过训练的成熟劳动力却返回原来的乡村，使得“用工荒”和农村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的现象同时存在。改革户籍有利于劳动力要素的优化配置，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其次，户籍制度提高了农村居民定居城市的成本，使得大量到城镇务工就业的农村劳动力难以在务工地定居生活，无法真正融入城市，而且常年在两地奔波，既不利于推动城市化进程，也不利于社会融合与健康发展，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第三，户籍制度加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量研究表明，在外务工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受到了明显的就业和工资歧视。因此，改革户籍制度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发展。
笔者认为，推动户籍制度改革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权衡户籍制度改革的利弊，合理分配户籍制度改革的利益和成本。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改革的难点和重点是大中城市的户籍制度，因为大中城市户籍的含金量高，而大中城市的政府和居民担心农村居民的涌入会加重福利支出负担，地方财政将不堪重负。这种担心有一定合理性，但从更远的角度来进行考虑，如果户籍制度改革利大于弊，只要有科学合理的成本利益分担机制就可以推动户籍制度的改革。
二是户籍制度改革需要一揽子计划，而不仅仅是改革户籍制度自身。比如，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定居，其在农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如何分配和处理？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定居需要购买或者租赁房屋，需要大笔资金，仅仅依靠农业收入或者打工收入是难以承担的，这个也需要与土地制度的改革联系起来。因此，笔者认为，成功的户籍制度改革需要一揽子的顶层设计。
三是户籍制度的改革应该充分考虑时机。过去我们也意识到户籍制度的诸多弊端，但户籍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并不突出；今天，户籍制度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制约日趋明显。现在改革户籍制度可以获得多重红利，包括促进经济增长、减少收入差距以及增进社会和谐等。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中国科学报》 (2013-12-13 第1版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