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遗产税征收问题再次引发社会热议。事实上，关于遗产税的讨论一直未曾间断，这充分反映出当前我国社会多元化、深层次矛盾突出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如果征收遗产税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那么社会各界应当对此口诛笔伐，因为中国居民收入正处于上升时期，增加税负会导致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下降。如果征收遗产税是为了缩小收入差距，那么就应避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时犯下的错误，不能让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义务的主体。
当下，各方在讨论遗产税问题时出现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收入差距正在迅速扩大，如果不征收遗产税，可能会导致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严重失衡。这是典型的把目的当手段。世界各国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征收遗产税需要充分必要的条件。如果没有资产评估体系，没有健全的征信体系，没有精简高效的执法队伍，没有廉洁的政府官员，那么征收遗产税将会产生灾难性后果。
笔者始终认为，我国的遗产税应当是个案税，而不是普遍税。国家的遗产税应当只针对少数超级富豪，目的就是要迫使他们在财富的分配和消费过程中，充分考虑到财富的社会属性，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对于少数富豪的财富分配，税收征管部门应当及时介入，必要时可成立专门的资产评估小组，在遗产分配前进行财产评估。继承人也必须根据法律规定，自觉向税收征管部门申报遗产税。只有这样，才能防止继承人采用各种手段逃避纳税义务。
说得通俗一点，遗产税应当成为“土豪”税，与绝大多数中国居民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把遗产税变成一个普遍性的税收制度，不仅会导致征税的成本大幅增加，更重要的是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各种途径规避国家的遗产税。
套用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如果征收遗产税的成本远远大于征收的遗产税，那么遗产税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反过来，如果遗产税只是针对少数人，征税的成本远远低于征收的遗产税，政府就可以大胆地征收遗产税。征收遗产税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是要让超级富豪慎重支配自己的财富，鼓励他们把财富用于慈善事业，而不是造就越来越多的不劳而获者。当然，如果少数超级富豪采用特殊手段，譬如改换国籍逃避纳税义务，那么在立法时就应未雨绸缪，针对可能出现的规避措施制定相应的法律规则。唯有如此，才能维护法律的严肃性，确保征收遗产税达到预期目的。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
《中国科学报》 (2013-11-05 第1版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