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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科学创新不是抓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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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http://popzara.com/pages/2236/ |
>>>本期关键词：原始创新
■武际可
在人类历史上，权力和金钱是能够驱使人们为之效力而建造奇迹的两样东西。
从古代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神庙到中国秦始皇的兵马俑和长城，近代的登月工程、研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和三峡大坝，众多令人激动不已永留史册的雄伟工程，都是权力引导、组织和驱使的业绩。
早在汉初，晁错就认识到“民趋利如水走下”。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得更直白：“给予人们正确的环境，那么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可以提高全民的福利。”随着近代专利制度和各种物质刺激举措的实施，每年数以万计的各类专利技术的发明，引领汽车工业、电子工业、航空工业等部门飞速发展，在改善人类交通、通讯、娱乐和衣食住等生活条件的同时，也制造了很多像比尔·盖茨那样的亿万富翁。
然而，作为一个奇怪现象，在人类历史上，那些重要的基础科学的发明，却既不是权力导演的成就，也不是追逐金钱利益的猎物，而是发明者自由思考和不懈探求的结果。这几乎没有什么例外。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微积分、惠更斯的光的波动说、孟德尔的豌豆遗传实验、达尔文的进化论、普朗克的量子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近年来数学上费马大定理和庞加莱猜想的证明等等，都是这样。
企图依靠政府权力的组织和引导，以达到科学突破的例子，莫如1970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他在上台演说中信誓旦旦地宣称要攻克癌症，之后通过了一系列措施，导致国会通过了《国家癌症条例》。尼克松发表《癌症宣言》，又投入大量资金支持癌症研究，使癌症领域的论文累计大大超过百万篇之多，然而，迄今美国每年因癌症死亡的人数却比当年上升了70%。所以人们说，美国研究癌症的人员从这项计划中获益，大大超过癌症患者得到的好处。而有实效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却和这项计划关系不大。
科学能不能计划，这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尼克松而外，在全世界相信依靠权力的计划、引导和组织会导致科学上的重大发现和突破的人并不在少数。以我国为例，对科研经费分配有权威的人们一定要把项目经费分为重点和非重点，还要设特大重点，把科学突破上的希望之宝押在重点和特大重点之上。除此之外，有关部门还设置了许多攻关项目，对这些特大重点或攻关项目的支持动辄以数百万以至数千万计，这个宝押得实在太大了。这还不算，在学校和研究单位还特意设置了名目繁多的重点人，把科学创新押在重点人身上。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有些管理者误以为抓基础科学的创新和抓产值一样，越抓得紧，会开得越多，给下面的条条框框越多，重点越多，创新就越多，给下面的工作人员压力越大就越有创新的回报。而且还有没完没了的报表，弄得基层研究人员疲于奔命苦不堪言，这实在是我们科学事业的不幸。
这还不算，人们还寄希望于“利益驱动”的机制来驱使科研人员创新，为此搞了许多新名堂，把研究人员的工资和他发表的论文数挂上了钩，以为研究人员为了获得较高的工资，就会很努力地去搞研究，成果自然会滚滚而来。
愿望都是良好的，然而播种下良好愿望的龙种，收获的却是大量的垃圾论文和学术泡沫以及屡屡见诸媒体的剽窃、抄袭和一稿多投等等劣质跳蚤。
事实上，许多著名学者早就认识到真正的科学是无法计划的，权力的驱使在这里是无效的。例如爱因斯坦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能够把已经做出的发现的应用组织起来，但是不能把发现的本身组织起来。只有自由的个人才能够做出发现。”并且告诫人们：“科学史表明，伟大的科学成就并不是通过组织和计划取得的；新思想发源于某一个人的心中。因此，学者个人的研究自由是科学进步的首要条件。”
科学的非营利原则，说明想援引利益驱动的办法去推进科学的繁荣也是无效的。基础科学和技术不同，技术是可以用它创造的市场效益来衡量其重要程度的。因而利益驱动原则对于技术的发展能够起推动作用，但是对基础科学无效。爱因斯坦也曾说：“金钱只能唤起自私自利之心，并且不可抗拒地会招致种种弊端。”那种以发表文章数来计量科学家的“绩效“的做法，只会培养研究人员蝇营狗苟、追逐利益之心，它和人类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实在是对科学事业无益而有害。
我国廖山涛院士，因为微分动力系统稳定性研究获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但是廖先生却一点也没有受权力和利益这两根指挥棒的影响。为了躲避没完没了的报表，廖先生从不申请科学基金。廖先生常说“只有小文章没有小杂志”，所以他发表文章从不挑选什么SCI的杂志，而只发表在国内的或校内的杂志上。然而他的研究成果却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真正突破性的贡献。
廖先生的经历有力地说明爱因斯坦看法的正确性。基础科学的创新，不是抓出来的，而是冒出来的。只有在宽松、民主、思想自由的氛围下才能够“冒”出来。哪里“抓”创新的力度越大，也就是权力介入科学事业越多，哪里就越没有创新；相反，哪里除了保证研究人员生活上的必要条件而外，实行“无为而治”，哪里便说不定倒会“冒”出创新来。历史上类似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伟大创新都不是抓出来的，而是“冒”出来的。这就是通常说的，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政府和主管部门的职责，就是要营造这种民主和自由的环境。那么，什么是科学发展所需要的自由环境呢？按照爱因斯坦的说法就是：每个人要有言论自由，包括发表的自由和教学自由；每个人在必要的劳动之外还要有支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的自由。这两种自由，他称之为外在的自由。对于科学和一般创造性的精神活动，还需要一种内心的自由，这就是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要有自由地独立思考的精神。像苏联把计算机的发明当做唯心主义来批判、吹捧所谓李森科学说而压制不同学派。像我国在相当一个时期，不允许计量经济学、社会学发展，强使许多学有专长的专家转行，生物学的摩尔根遗传学遭到批判不允许研究和教学，乃至在“文革”中愚蠢到批判相对论和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些都是值得认真总结的沉痛的历史教训。
其次，应当给每一个研究人员提供无后顾之忧的生活条件，即没有住房和吃饭等生活上的困难。
在以上两重外在自由得以满足的条件下，科学研究人员有没有创新，创新冒不冒得出来，就主要取决于他们自己的素质了。他们对已有成果的掌握的好坏，他们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心理影响的深浅，都会严重影响他们是不是能够做出新的研究成果。这就是爱因斯坦所说的研究人员的内心的自由。
（http://blog.sciencenet.cn/u/武际可）
《中国科学报》 (2012-09-25 A3 网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