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清晨，细雨朦胧，大连火车站接站口处人头攒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工会、团委和催化基础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几位工作人员，正带着全所职工和研究生的慰问与牵挂，焦急地等待着该所的一位博士生——肇极……
■本报记者 麻晓东
6年和十万分之一
3个月前。
春节过后的一天，在中科院大连化物所读博的肇极突然在实验室接到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他当时飞快地看了一眼手表，已经是下午快下班的时间了，只听到电话那头一个声音说：“您好，我们是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北京管理中心的……”
年轻的肇极第一反应是——“骗子”，但听到对方下面的话时，他被吓了一跳，“我们知道你在2006年时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样品，现在有个白血病患者的血液配型和你一致，不知道你是否还有捐献意愿？”
肇极这才想起来，6年前，他在清华大学读本科时，曾在一次献血过程中看到过关于骨髓捐献的宣传手册，于是主动报名加入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并留下血样进行了HLA分型检测，同意捐献造血干细胞以救治需要的白血病患者。没想到6年后，自己的血样居然被配型成功。
“当时就是感觉到特别意外，因为自己知道这个配型成功的概率很低，而且又过了这么多年……但既然配到了，我肯定没什么可犹豫的。”谈起当时接到电话的感受，肇极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他的回答则很简单——“愿意”。后来他上网查询得知，这种配型成功的概率大约在十万分之一。
在随后的两个月里，肇极应北京管理中心要求两赴北京，先做了高分配型化验，检测结果与病人高度相合；又做了一次全面体检，也没有任何问题，接下来就可以安排造血干细胞的移植手术了。
5月11日，北京管理中心通过传真给肇极所在的实验室发去了《致检索相和志愿者单位的函》和《关于申请公休假的函》，当时这两份传真正巧被肇极的博士生导师、中科院院士李灿看到。在此之前，肇极还没来得及汇报自己要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情况，热心的李灿院士看到传真既意外又感动，马上联系了所办公室。
大连化物所领导和研究室了解了相关情况后，对此事高度重视。所党委书记包翠艳及管理部门相关人员立刻到研究室看望了肇极，并表示研究所会做肇极的坚强后盾，全力支持他的义举。在与包翠艳的谈话中，当肇极提及在恢复期间可以整理些工作材料时，包翠艳打断说：“不需要着急整理材料，要以养好身体为主。”
肇极说，在赴京手术前的一周，研究所不但安排他提前进行休息，还让食堂专门给他开了小灶，保证他的饮食安全、营养。来京前，实验室还要安排专人陪同肇极，但被他婉拒了。“感觉特别温暖。”肇极说。
不平常的小事
5月25日，记者在北京空军总医院见到了刚做完手术的肇极。高高瘦瘦的身形，穿着一件带有“中华骨髓库北京分库”标识的白色T恤，肇极显得朴实而温和，可能是由于刚做过手术，他的脸色还略显苍白，当记者问他身体感觉如何时，肇极笑笑说：“基本没事了。”
造血干细胞的移植手术是在5月23日上午8点开始的，一直做到中午12点。提到骨髓捐献，可能很多人都认为需要做脊椎的穿刺，会很痛苦，其实不然。现在采集造血干细胞的方式其实和献血差不多，只是需要在两边胳膊上建立通道，一边抽血，一边回血，血液在体外循环过程中进行造血干细胞的分离提取。
肇极说，手术过程并不痛苦，只是时间有点长，因为血液要在体外循环1.1万毫升左右，相当于一个人全身血液的3倍，由于循环过程中要在血液里注射抗凝剂，加上分离提取过程中钙的流失，会使人感觉到手脚有些发麻发冷，“别的都没有什么，其实还好。”肇极说。
在做这个手术之前，学习化学的肇极坚信捐献干细胞对身体并无负面影响，为了最大程度地缓解志愿者及家属的担忧，北京管理中心也在手术前帮肇极联系了一位之前做过捐献的志愿者，向他介绍了相关经验及捐献后的身体情况。
在此之前，肇极的父亲的确对捐献有诸多担心：可能对身体不好自不必说，学习、工作和生活也可能受到影响。于是肇极做起了父亲的工作，他不仅讲解了捐献干细胞的相关知识，以解除父亲担心自己健康的疑虑，还讲述了自己救助他人的想法和心愿。通情达理的父亲自然也就同意了儿子的决定，在相关材料上签了字。
经过4个小时的手术，从肇极身上采集的60毫升造血干细胞当天下午就由专人乘机送到了南京，肇极知道，在那里，一位几乎和他同龄的女孩正等待着这份希望。
一周后，肇极提前销假回到了大连，受到了研究所同事的热烈欢迎。当记者问起他捐献后的感受，肇极一直在感谢研究所对他的关照，因为他始终觉得，自己不过是做了一件很平常的小事。
肇极回大连的行囊中多了两本证书，一本是“捐献造血干细胞荣誉证书”，编号2804；一本是“北京红十字博爱奖状”，编号140。也就是说，从2003年至今，全国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大约是2804位，而北京约为140位。
每年的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旨在表彰为素不相识者捐献血液的每一位无私的献血者，其全球主题每年变化，今年的主题是“每位献血者都是英雄”。
《中国科学报》 (2012-06-15 B2 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