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甘晓
近年来，多次农产品价格的异常波动让农民和消费者都尝到了苦头。然而，农产品供应链随着农业经济的繁荣却变得越来越复杂。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时，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农户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马骥提出：“‘砍、定、改、供、联’的五字经或许能解决当前农产品供应链的难题。”
链条过长致利益摇摆
农产品供应链通常以市场为导向，始于农产品生产者，通过加工、分销、零售等环节与最终消费者相连，形成一个垂直网络系统。
2008年起，马骥团队开始针对土豆、鸡蛋、蔬菜及肉类等不同农产品供应链问题，奔赴全国各地展开实地调查。在调研中，他发现，鲜活农产品供应链过长、中间环节过多是成本不断升高的主要原因。
“每个环节的主体都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农产品的最终市场价格就是由各环节的成本、利润加总而成，于是链条长、环节多便会推动农产品市场价格的提高。”马骥说。
例如，批发市场是农产品供应链上的环节之一，商户发生的经营成本会推动农产品价格的增加。
“今年4月，在北京清河批发市场，每个猪肉摊位月租为1000元，加上水电费600元，猪肉商户每月需要支付1600元。”马骥的新浪博客里算了这笔账。于是，进价每斤9.5元的猪肉售出时单价上涨了0.5元。
马骥认为，应当砍掉农产品供应链上的一些中间环节，整合资源、缩短供应链。“迫切需要政府的宏观政策作用于流通环节，扶持流通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链条过长还带来了利益联结摇摆不定的后果。当前，我国的大多数农产品属于“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网链模式。“在农产品产地，当市场价格高于订单价格时，生产者可能违约，将农产品出售给价格更高的收购商。”马骥说，“而当市场价格较低时，公司也可能违约，不按订单合同的量收购农产品。”
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其他环节。例如，批发市场上，运输商可能与批发商之间没有稳定的合同，在交易中只是按照农产品的质量来谈判价格。
而建立完善的利益联结机制也十分必要。“应注意引导农产品供应链的上游相关利益主体之间以契约方式建立利益联结模式，各主体遵守法律规定，才能保持利益联结的稳定性。”马骥将这条建议归纳为“定”。
决策能力关乎利益分配
同时，拥有信息量的巨大差别，也导致了供应链上各环节的地位不同。
“供应链下游的控制能力通常比上游更强，比如，农户对农产品的价格谈判能力太弱，这样，要么农户承担亏损的风险，要么在亏损过后脱离供应链。”马骥说。
2011年，内蒙古达茂旗一名农户因为前些年的土豆价格上涨而扩大规模，通过租赁土地从10亩扩大到130亩。土豆的滞销差点给这个家庭带来灾难性的打击。农户只好将自家的10亩土地改种油葵，原来生产土豆的青年劳动力也出外打工去赚“赔本款”了。
在马骥看来，这便是市场价格的“牛鞭效应”对供应链上各环节主体决策带来的后果。作为最上游的“鞭子”，一旦产生微小变化便会引起巨大的决策“波动”效应，而且一般从供应链的下游向上游“传递”，不断呈现放大的效应。
“农户都是根据上一年的市场价格对未来农产品市场价格作出预期判断。”马骥说。当农户预期市场价格提高，他们就会作出扩大生产规模的决策，形成区域性的农产品供给波动。
这便是农民“豪赌”的原因。
对此，马骥建议：“目前，迫切需要改掉利益分配不均的现象，建立供应链利润增值共享机制，通过政策支持或奖励等激励措施、提高弱势主体谈判能力和组织能力，引导相关主体以利润返还、反哺等方式对供应链上利润分配较少的环节进行支持。”
而供给丰富的市场信息也有助于提高决策能力。目前，农业部已逐步开始加大有关生产信息的搜集和发布，部分市场也强化了市场价格信息系统的完善。马骥指出，还应进一步采取培训等方式，特别需强化对农户依靠信息作出决策的能力。
产销区域分离增加调控难度
一些农产品生产区域的大部分产品通过流通到达其他地区进行销售，本地的消费者却要消费其他较远产地的产品，远距离运输将导致成本增加、价格上涨。目前，“舍近求远、利益使然”，似乎成为农产品市场的一个典型特征。
因此，马骥还指出：“必须重视农产品产地与销地之间的关系，并使之慢慢呈现一种分离的趋势。”
在马骥看来，这种现象与我国的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农产品的质量、农产品的品牌以及价格相关，不仅使农产品运输距离增加导致成本增加、价格上涨，而且让政策调控更加困难。
例如，北京市对郊区蔬菜的生产补贴性政策与周边其他省份的支持性政策存在较大差异，而北京的优惠性政策却无法惠及河北、山东等供应北京的蔬菜产地。
对此，马骥提出，区域间的协调性政策有望缓解问题。“应该建立农产品大区域的概念，特别是销地应采取‘菜篮子工程’的‘经济圈’政策，与主要农产品供应地的政策融合、协调发展，以保障供应链的稳定以及保障农产品的供给。”这便是“联”的内涵所在。
《中国科学报》 (2012-05-21 A3 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