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大诚
上星期，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父亲的生日到了，二哥和妹妹帮她做了几样菜，烧了一些锡箔，在家里斋祭了一番，算是一个纪念。
父亲生于前清光绪二十八年，如果还活着，现在已经过了110周岁。他已经去世四十一年了，母亲还总记挂着他，他们毕竟在一起生活了四十多年，生养了我们兄弟姐妹七个。
父亲年轻时以画画为生，现在别人对他的介绍说是“民国人像画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画“古法传神”的，其实，主要是给死人画像的。
过去的中国人没有几个活着就画像的，大多数都是死后子孙为了祭祀的需要，画上祖宗的像。平时秘而不宣，到了过年的时候，把这些画像都挂出来，点上香烛，磕头祭祀。所以，这些画像被称为喜神。
画喜神是一桩苦差事，过去的人并没有照片，人死了，赶紧去看一眼，就得画——要看到死人，凭着记忆，画出来活人。更有许多时候，死人也看不见，找来几个活人，说要画的人，眼睛像甲，鼻子像乙，嘴巴像丙等等，回去画吧……
画像是真正的工笔画，眉毛、头发一根一根地画，画中国画又无法更改，一笔也不能画错。画得差不多了，拿给顾客看，看画得像不像，说不像就只能重画。把脸面画得像了，然后画上衣着，男的官服，女的凤冠霞帔，都是工笔。
一般人平时想不起，到了冬天快过年才想起祭祀，才想起要画喜神。所以，一年生意不好，到冬天就忙得要死，没日没夜地赶，还一笔不能画错。
到了民国时代，画喜神是绝对的“夕阳产业”，父亲在外人看来是一位“先生”，但实际上，家里的生活很是清苦。有一个阶段，父亲与邻居的盐老板结成了这样的关系：父亲每天从盐老板那里借支，等盐老板要去进货时，父亲就一趸当给盐老板一笔款。这是因为盐老板每天都有连续的小额收入，而父亲则要过好长时间才有一笔收入。当然，当盐老板要进货时，父亲正好没有收入，那就麻烦了。只有去借，或者去典当了。
这些事都是后来听母亲说的，父亲从不说这些，他只说如何去给章太炎先生的太夫人画像，太炎先生如何对待他等等，说起来眉飞色舞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画画，因为早在我出世的时候，父亲就不再画画了。家里这么多小孩，还是要有个收入稳定的差使，于是他在一个钱庄里谋了会计的职务。
1949年，天地翻覆，钱庄没有了，父亲失业。在到处是失业者的上世纪50年代初旧日的“消费城市”苏州，50岁的父亲到哪里去找事情做？
1951年，我上了小学，同年，我的13岁的大哥独身一人去上海的一个工厂学徒。50年代前、中期，我的姐姐和二哥分别远去大西北工作和学习。到了1953年，父亲终于在制革业联营处（苏州制革业的同业公会）找到了一个会计的工作。家里才结束了四年靠变卖、借贷过日子的生活。
父亲从来不问我的学习，只在小学开学之际，与许许多多家长一样，去学校申请减免学费，可是红着脸、低着头谈判的结果是一次都没有获准减免，只是被允许分期付款。每次，分期付款期限临近，老师在班上催付，我也只能很不好意思地回家转达。
到了1963年底，一向不问我学习的父亲突然出手大方地主动给我订了一份《人民日报》，一份《人民日报》每个月要一元五角钱，半年的报费就是我一个月的伙食费。我问父亲为什么订，父亲只是说了一句：你不是要考大学了吗！我真没有想到，原来父亲是这样关心着我的考试。虽然《人民日报》对我的高考没有多大的作用，高考政治只得了可怜的53分，但是，我毕竟幸运地考上了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
我要到北京去读书了，六十多岁的父亲到观前街转了半天，给我买回来一只帆布箱，又买来一捆草绳。他教我装好箱子后用草绳把箱子缠好（这是当年托运行李的通例），又跟我一起把行李送火车站托运。正是这只帆布箱，以后跟随我，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又到更北，又较南，又更北，最后定于济南，南北东西地搬家，历数万里。到上世纪末，箱子终于零碎了。
父亲经常对我们说，凡事不要怕吃亏，吃亏没有关系。他说自己吃了一辈子亏，总是让人，到老却发现并没有吃大亏。他平等地礼貌地对待所有的人，不管是领导、是同事还是街上拉车的、扫地的，从来没有跟人为了一点小事而吵架。街坊邻居之间或者他们的家庭之中夫妻间弟兄间有了矛盾，也时常找他或我母亲去解决，他们几乎是众家的“寄爷”或“寄娘”（干父或干母）。其实他们一没有钱二没有权，只是说话讲道理，处事公正，与别人又没有利害关系罢了。
解放前，父亲是我家附近“北三救火会”的理事，那是尽义务的事情。刚解放，虽然他失业在家，居民学习、宣传新社会、搞好社会治安等活动，他都积极参加。退休以后，街道请他参加居民委员会的工作，他也天天去工作，不拿工资的比拿工资的还认真。
父亲知道，他不属于被“依靠”的阶级，所以做事情处处小心谨慎。“文化大革命”后期，由于他是画画的出身，还有点文化，居民委员会写标语、念文件之类的事情便都归了他。
有一次，他写的标语贴出去之后，一位居民气喘吁吁地来告诉，说标语写错了。他赶去一看，原来是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样的最高指示，漏写了“忘记”两个字。这样的标语贴在市中心的大街上岂不麻烦？赶紧扯下来撕掉。幸亏那时大家都已经斗得疲倦，父亲又没有什么仇人，瞒上不瞒下。近七十岁的人，一场惊吓罢了。
1972年春节过后，我家弟兄都将返回各地工作。那天，我已经离开苏州，去上海买火车票准备回东北（需要在火车上过两夜一天，在上海上车可以有座位）。二哥也准备回西北。父亲在居民委员会受命向居民传达关于林彪出逃的中共中央文件，七十一岁的父亲念了整整一个下午。回到家，想起了我二哥即将回西北，可以给调到宝鸡工作的姐姐顺便带一些食糖（当时北方的供应很差），正把糖装入瓶中时，他突发脑溢血。马上送入医院，已经重度昏迷。当晚我从上海折回，看到的只是昏迷不醒的父亲。次日中午，我看他突然呼吸急促，医生过来一阵抢救后宣告身亡。
父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对于家庭，他是个好家长，对于社会，他是个好公民。去世四十一年了，我这个不孝儿郎，也不大想起他，只有我母亲还常常念叨着他，说他走得太早，没有过上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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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zhangcz07
点滴刻画入微，人性光辉毕现。
[1]戎可
文淡如水，情深至浓。
《中国科学报》 (2012-12-24 第6版 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