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立旭
已故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在1931年就职演说中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里我想用现代汉语再说一遍，一个优秀的现代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在于它有大楼，更在于有能使这些大楼充满生气的大师和各种教学及研究辅助人员，并能依靠大师和大楼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大学生（包括研究生）。
因此，对于优秀的现代大学来说，大楼、大师、大学生缺一不可：它们是组成大学的三个要素。
正如梅贻琦先生所说，大学决不能只因为大楼的存在而存在。令它存在的更重要的基础是它有足够多的大学生，而且有教这些大学生的教师，包括大师。可以说，大学因大学生而生，因大师而兴，因大楼而立。因此，大楼、大师和大学生密不可分。
大学生之大是长大成人的大，是大人之大。按照现有教学制度，大学生进入大学时，已是法律意义上的成人，具有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能力，具有自主的行为能力。大学必须注意到这一特点，相应设置教学计划，吸引和保证他们能自主地参与一些教学科研活动，锻炼他们的能力，同时使他们成为有责任心的大人。
关于大师，钱学森之问让许多在高教战线上工作的领导和专家深感大师之重要。但是，大师究竟为何仍需讨论。我认为，大师之大，不仅仅是因为其具有很高的学术修养，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能依靠个人的学术修养和影响吸引立志成才的大学生，然后又影响、培养了众多成才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大师的重要性足以使上上下下的领导们愿意投巨资培养，因此影响了大学的有限资源的分配。当然，大师也必须动用其影响力保证其个人的研究领域得到充分的资金投入，因为非此不能保证自己的发展。
毫无疑问，大师是需要培养的，因为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大师。大师当然首先必须有较高的学术修养，具有相当的对所学专业的洞察力。一个只是发表了几篇比较像样的文章的人不见得就具有高的学术修养，因为那些文章可能是在其导师指导下完成的，也可能碰巧他发现了一些新奇的东西。换句话说，一个人完全有可能机缘凑巧作出了一些较大的贡献，而不是因为其学术修养和洞察力使然，这样的人不一定会成为大师。其次，一个大师，必须有能力吸引和带动一批人从事有意义的工作，必须有号召力和组织能力。第三，他还得具有影响力，特别是对学术圈外部的社会力量的影响力，从而能募集款项支持他的学术研究。
需要严重关切的是，在遴选培养大师级人物时，一些只注意个人学术贡献，包括其头顶上的光环，如院士、各种“江河湖海”学者、杰青等等，不注意其能否在以后的工作中努力提高个人的学术修养，特别是能否引领一大批人成长的倾向必须改变。常有大学领导在花巨资引进曾有一定学术贡献的人之后后悔，因为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只能遵守合同条文，根本不能按照期望引领、带动学科发展，伤害了原有教职工的感情，造成了负面影响。
中国肯定需要大师，因为大师能够独当一面，组织各种社会资源保证自己的团队健康可持续发展；负有组织一支能够解决科学技术问题、能够培养优秀人才的研究和教学队伍的使命。中国共产党人建立新中国之后，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组织完成了两弹一星的宏伟项目，自然需要也培养了若干个像钱学森一样的大师级人才。因此，钱学森等的出现也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之结果。现在，在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国防和民用工业体系，发展了农业生产之后，大规模的组织活动已不再存在。我们还能培养出像钱学森一样的大师吗？
我认为，钱学森一样的大师是不世出的，可能也不再需要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在一个大大小小的小领域里能够独当一面、能够组织社会物力资源、能够组织一批人力资源完成国家和企业委托的各种科学和技术问题，能够在解决这些问题中培养一批优秀人才的大师。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大师的定义。
（本文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编者注）
（http://blog.sciencenet.cn/u/llei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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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雷海鹏
不管是“沉淀” 还是“升华”，你我都认为大师是 “修”出来的 ！至于怎么“修” 各有千秋！
博主回复：同意。我只是觉着，沉淀是向下的，升华是向上的。我是学化学的，这两个词对我十分有意义。
[4]雷海鹏
大师是靠修养沉淀出来的！人格——最高的学问！
博主回复：我冒昧地改一下：“大师是靠修养”升华“出来的”！
《中国科学报》 (2012-10-30 A3 网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