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本立 厦门大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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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分析这项被誉为现代科学研究和工业生产“慧眼”的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冶金、地质、化工、环境监测、生物医药等领域。

百年前，中国在这一领域几乎空白。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黄本立怀揣赤子之心，以前瞻视野和无畏勇气，从零起步，开拓进取，带领中国学者在一片荒芜中开辟出原子光谱分析的科研沃土。

9月21日，在黄本立百年诞辰之际，回望其波澜壮阔的科研人生，让人由衷感佩。战火中颠沛流离地求学、未及毕业便北上投身建设、在废弃仓库“淘”出实验仪器、牵头在国内首次举办国际光谱顶级峰会……年少时怀揣摄影师梦想的他，最终成为一位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的科学家。

顾不上“毕业”的赤子心

1925年，黄本立出生于香港，幼年便遭受父母早逝之痛。自童年起，他便在抗日的战火中辗转于香港、广西、广东，求学之路充满艰辛。这些刻骨铭心的经历，让他早早体味了国破家亡的痛楚，也在心中埋下了救国图存的种子。

80岁那年，黄本立在回顾自己前半生时写道：“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在梅县（即梅州），自己连买一小串鞭炮的钱也没有，最后，还是一位好心人递给我一串，好让我出了憋在心里整整八年的闷气、怒气……”

1945年，他考入位于广州的岭南大学物理系。在这里，他在新中国无线电电子科学奠基者冯秉铨及中国光谱学开拓者高兆兰夫妇的悉心指导下，不仅收获了丰富的专业知识，更从两位科学家身上感受到浓烈的爱国情怀。

1950年，临近毕业的黄本立面临重要的人生抉择——是出国攻读研究生还是留在国内参加新中国建设。其实，由于品学兼优且连续获得国际学生奖学金，黄本立到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很大。

彼时，黄本立收到了一位正在东北工作的同学来信，信中强烈希望他能到东北支援祖国建设。与此同时，他想起了恩师冯秉铨、高兆兰夫妇不久前在信中所言“We will stay here to do our job and do it well（我们将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好好完成我们的事业）”，以解释二人谢绝国外高薪回国的理由。

两封信件，两种选择，却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为国效力。黄本立毅然放弃了赴美深造的念头，甚至等不及毕业，便怀着满腔热血北上长春了。

对于这段经历，黄本立晚年时曾表示：“我除了院士，什么‘士’都不是，学士、硕士、博士都不是。”事实上，在他决心北上时，东北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的前身）正在南方招聘人才，承诺只要读完大学三年，就算大学毕业。

原子光谱分析的开拓者

1950年，黄本立加入东北科学研究所。刚到东北，研究所的实验条件极为艰苦，设备匮乏。他凭借大学期间积累的光学知识和动手能力，从废弃仓库中“淘”到一台日本人留下的废旧小型摄谱仪，经过精心修复和调试终于完成了样品的定性分析。

此后，黄本立始终站在科学前沿，不断开拓创新，为相关领域关键问题提供科学支撑。他建立球墨铸铁、黄铜等的光谱定量分析方法，并将技术推广至工厂，有效解决了炉前快速分析等生产难题；为抚顺钢厂试制了“光谱分析用电花激发光源”；创立了一种可测定粉末样品中包括卤素在内的微量易挥发元素的“双电弧光谱分析光源”，其设计之精巧、性能之优越，被誉为“最完善的双电弧光源”，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黄本立与同事改装建立了国内第一套原子吸收装置，并于1964年发表国内首批原子吸收分析论文，在学界发挥了引领作用。

20世纪70年代，黄本立转向新型光源研究，从事感耦等离子体（ICP）光谱分析，所研制的新型装置使氢化物元素的测定灵敏度提高了20倍。此后，他还带领团队建立流动注射电化学氢化物发生法，开展强电流微秒脉冲供电空心阴极灯激发原子和离子荧光分析法研究，改善了多种元素的检出限。

正如一位老同事所言：“黄先生始终如一的是他那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始终站在本研究领域的前沿，捕捉最新的学科发展苗头，不坐等；不失时机地以他那不畏艰难、开拓奋进的精神去创造所需要的研究工作条件。”

1993年，黄本立凭借在光谱分析领域的卓越贡献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当教师不能误人子弟

1986年，黄本立调任厦门大学。在新一轮“创业”中，黄本立从无到有建立起一个原子光谱实验室。面对实验仪器紧缺的难题，他向自己熟悉的仪器厂商要了一台被退货的原子荧光仪，修好后给研究生做实验用。随后，又联系国外仪器公司，争取到价值数十万美元的大中型光谱仪和一些其他仪器的捐赠。此外，他还和仪器公司建立联合实验室，为科研创造条件，让师生们不再为缺少仪器犯难。

在黄本立的努力下，厦门大学建成了国内一流的原子光谱实验室，后者发展成为“现代分析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再到后来的“谱学分析与仪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同时，他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人才培养中。他立足刚批准成立的厦门大学分析专业博士点招收博士生，并争取到3名留学博士进组从事博士后研究，后者成为我国第一批以原子光谱为研究方向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一时传为佳话。

黄本立常教导学生：“最先进的仪器永远是在实验室研制出来的。”他强调，要想做出开创性工作，就必须先从仪器入手，学会依照自己的实验要求动手调整实验设备。他还要求学生写论文一定要以实验结果为基础。“不管你在哪里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你都要想方设法验证，包括我讲的课。”

黄本立曾说，当教师的不能误人子弟。他总是认真对待每一堂课，查文献、记笔记、复制图表、设计投影内容，并仔细修饰每一张幻灯片。他对课件制作的要求很高：内容要简洁，尽量配有图表；要精细美观，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引用材料要有出处，尊重知识产权。当时并没有先进的制作软件，所有课件都由他自己手工制作。

2003年，年近八旬的黄本立牵头申办第35届国际光谱会议，会议于2007年在厦门成功举办。这是该国际会议首次在中国举办，为国内青年学者提供了与国际顶尖专家交流的宝贵平台。

在筹办过程中，黄本立意外遭遇车祸，不得不住进重症监护室。但他担心的不是自己的伤势，而是会议的筹备进展。因此，在疗养康复后，他立即投入紧张的筹备工作中。

一生追光的“浪漫主义者”

在严谨的科学家身份之外，黄本立也是一位充满生活情趣的“浪漫主义者”。

在岭南大学求学时期，高兆兰的光学课堂点燃了黄本立对摄影的兴趣。学习之余，他和好朋友组建了摄影小组，帮助同学洗照片。

黄本立曾坦言，当年北上长春除了出于爱国热情，还有发展业余爱好的打算——也许有机会去东北电影制片厂当一名专业摄影师。

只是抵达东北后看到的现实，令他心中泛起深深忧虑。钢铁、冶炼、地质勘探等行业对快速、准确的原子光谱分析技术有迫切需求，而国内在该领域几乎一片空白。

“就这样，我摄影没搞成，却和光谱分析结下了不解之缘。”黄本立说。

黄本立毫不犹豫地将原子光谱分析这一国家所需的“大目标”作为毕生奋斗的事业。从那一刻起，“国家需要什么，我就一门心思做好什么”成为他科研人生的底色。

虽然因事业需要而未能成为专业摄影师，黄本立却从未放弃对光影的热爱。光谱分析与摄影的本质都是在“摆弄光”。摄影是捕捉宏观世界的光影之美，而光谱分析则是探索微观世界的光之谱线，共同构成了黄本立理性与感性的人生两面。

2015年，黄本立的摄影作品集《随影录》出版。他很喜欢的一幅作品是飞机上拍摄的云层：近处是压抑的乌云，远方却隐约可见宁静的湖水与树林。这也是他精神的写照，他始终相信“黑暗之后，总有光明”。

文学也是他心灵的栖息地。他博览群书，中外经典都反复品读。他还因欣赏古希腊史诗而专门购买《奥德赛》VCD版本。

在同事、学生和家人看来，黄本立淡泊名利，活得通透而洒脱。这让他赢得了“大写的人”的赞誉。

年过九旬时，黄本立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每天坚持上班。他常常和课题组老师讨论学术问题，应邀出席学术会议并作报告，或给学生做专题讲座。

2025年6月29日，黄本立在厦门安然辞世，享年100岁。人们记得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勇于挑战权威，勇于追求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