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内，77岁的张圣容缓缓地走进采访间。这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Eugene Higgins数学讲座教授，身形并不高大，穿着一条青蓝色棉质碎花连衣裙，背着浅色双肩包，银灰色短发梳得整齐利落。

1986年夏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同样的身影、同样的步伐，她走上国际数学家大会的舞台，面向3500多人作“45分钟邀请报告”，这也是该国际数学界盛会上的首个华人女性报告人。

她的名字刻在国际数学史的里程碑上：率先破解“函数论”中关于有界解析函数的道格拉斯难题，打破该领域男性“一统天下”局面。

她荣誉等身：1995年获得美国数学学会的萨特奖；2008年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2009年又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

“我不算是杰出的女数学家。”张圣容笑谈，从1966年保送进台湾大学数学系，扎根数学界的60余载，她始终有着自己的科研节奏。

生活的另一面，她也经历了不少“兵荒马乱”：和千千万万女性一样，在职场的艰难起步、事业与生育的平衡……

“男性和女性的智慧是一样的，但女性数学家的数量更少，受环境因素影响更大。”张圣容在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表示，至今，社会上仍存在“女生学不好数学”的“噪音”，干扰着部分女性的职业选择。她呼吁：“无论是生活还是学术，女数学家要彼此鼓励、一起前进，不能处于孤立状态。”

张圣容（受访者供图）

以下是《中国科学报》对张圣容的专访：

“数学的路会越走越宽”

《中国科学报》：本次参加2025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的体验如何？你认为这种国际学术交流有何意义？

张圣容：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我听了几场精彩的几何分析报告，也见到了不少老同事和老朋友，就彼此近期的工作做了交流讨论。来自全球诸多领域的顶尖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各自的前沿工作，同时，这里（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设备齐全，能看出国家对基础科学研究的大力支持。

《中国科学报》：从古典调和分析跨足到几何分析及偏微分方程，在转换方向时你遇到哪些困难？

张圣容：我是做数学分析出身的，在研究所中结识了我的先生，他的方向是几何分析。我们认识十年后才找到一个共同的题目，我开始接触几何分析。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转换研究方向必然会有困难，但我相信，女性的空间能力并不弱于男性。

如果一直研究同个题目，有时会逐渐钻到牛角尖里。真正好的数学研究是互通的，既要有自己的独家功夫，也要有全局视野，持续吸收新的内容。好的数学研究不是一条路走到黑，一定是越来越开阔。

《中国科学报》：在此过程里，你如何保持科研的动力？

张圣容：保持动力最关键的是兴趣。题目是越做越多的，如果真的钻到牛角尖里，会慢慢丧失兴趣。当我在研究中毫无头绪时，可能会搁置一段时间，多跟合作者交流，等待时机成熟，也许某一刻就会灵光乍现。这在我的研究生涯中有过两三次。

此外，数学研究不是单枪匹马的过程，我们永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也需要交流沟通、互相启发，保持对科研长久的兴趣。

数学家的思维一直在活跃着，我们对数学有持续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如果长期探索中能取得成果，也会进一步增强数学研究的动力。

“数学教育应重视人文素养”

《中国科学报》：AI的快速发展对数学研究带来哪些挑战？

张圣容：我自己对AI的使用不多。但我认为AI确实取代了很多能力，比如计算能力等等。我们切实感受着AI的影响力，未来这一定会变成每个人的基础能力。

但从研究层面看，目前AI的发展缺少较好的理论基础，打个比方，就像金字塔也是先建造起来，才有相关的理论研究。当前AI的快速发展也在促进着数学领域在相关理论研究方面的更新。

《中国科学报》：数学教育的重点是否发生了改变？

张圣容：1998年我到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明显体会到这里（普林斯顿大学）对学生的期待很高，做研究一开始就从最高处入手，再慢慢进行中间的填充，而且基本全靠自学，老师的点拨虽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学生的独立性。

同时，在大学阶段更侧重培养学生的知识的广度，文学、哲学、历时……绝非专攻数学。我当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学位时，发现美国学生的数学基础不如我们，但只要他们想学，很快就能跟上，这是由数学研究的兴趣所驱动的。

这些年我也关注到很多中国学生，大家的基础非常好，但在独立研究方面的能力相对薄弱。初中高中阶段的数学教育是基本功，而数学研究是另一回事，要培养学生持续思考的能力。

《中国科学报》：如何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持续思考的能力？

张圣容：对数学教育而言，人文素养至关重要。国外普遍认为一流人才需要全面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广度，还有全局视野、对世界的看法、为人处世的态度等，这些个性素养都影响着做数学研究的题目和方向。

我曾遇到一些学生，只想完成课堂任务，没有敬业乐群的精神，缺乏深入探索，我认为这类学生就很难做出较大的成就。

当然，现在年轻人的压力非常大，能不能拿到教职工作、能不能评上头衔，这种“卷”的环境也影响着年轻人的选择判断。这一矛盾在国外也存在，但我常常跟学生说，要有更长远的视角和更开放的心态，先把眼前的研究工作扎实做好。

数学没有性别之分

《中国科学报》：在数学研究中，你怎样培养自己的人文素养？

张圣容：我在中学时期就非常热爱文学，但当年在台湾读文科，社会上没有什么相应的工作，后来就选择了数学。我年轻的时候还幻想，等我把数学念好后，再回来读文学。但后来才发现，能把数学研究做好，就没有什么精力钻研其他爱好了。

这些年来，我一直热爱文学，我很喜欢读张爱玲、简奥斯汀的文字风格，她们对情感的剖析非常细腻，思维方式很细致深入，我觉得如果她们来做数学研究，肯定也能做好。

《中国科学报》：女性在数学研究中有哪些优势和挑战？

张圣容：其实在数学研究中，只要“钻”进去了，就会逐渐忘记自己是男性还是女性，完全是思维的交锋，如果一个数学家很看重性别，那么我反而会质疑对方的数学水平。

尽管目前女性数学家的数量日益壮大，地位也有所上升，但在全球数学界所占的比例可能大概20%到30%。这些年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优秀的女数学家，这证明女性的能力并不差，只是受环境影响很大。

这几天我参加学术讨论发现，会场中女性科学家数量寥寥无几，处于相对孤立的状况。在国外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我女儿在美国读高中时选择了计算机科学，这个班里只有两个女孩，平时都是男生们在一起讨论，过了一段时间，另个女孩决定退出，我女儿也想转专业，但我们都鼓励她坚持下去。这完全不是能力问题，而是环境限制，但我坚信，通过我们和数学界的共同努力可以克服。

《中国科学报》：如何为女性数学家创造更好的环境？

张圣容：交流沟通非常重要，不能处于孤立状态，孤立会消磨女孩的自信心。60年代，杨振宁刚拿了诺贝尔奖不久，他说他要是年轻人就会学数学。受他影响，不少女生选择了台湾大学数学系，我们同班的女生有七八名成了女数学家。

当时我们一起学数学，一起交流难题，这种集体讨论的学风深刻影响了我后来的求学历程，总是以合作、讨论的方式进行数学研究。目前在国外有很多尝试，比如各大研究所在暑假期间针对女性学生和学者开设的讨论版，鼓励大家聚在一起，相互鼓励，一同进步。

我也希望国内也能创造类似的环境，让女性科研人员在充分的交流沟通、互帮互助中碰撞出新的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