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领域，成为世界级专家是很容易的，因为研究者实在太少了。”
这是国际罕见病研究联盟主席David Pearce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的一句玩笑之语。自从事罕见病研究30余年以来，他深知目前这一领域仍面临缺乏资金、缺乏关注度等问题，尤其是人才培养还远不能满足需求。
在日前召开的2024年全球罕见病科研论坛暨第二届中国罕见病科研及转化医学大会上，David Pearce在开幕式致辞中多次呼吁加强国际合作交流，共同攻克罕见病带来的医学挑战，全球的任何一个罕见病患者都不应该被遗忘。
作为国际罕见病研究联盟主席、Sanford Health研究与创新部主管，David Pearce长期致力于揭示罕见病的分子和细胞病理机制，发现新的治疗靶点和治疗方法。其主要的研究方向是遗传性儿科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分子基础，尤其是贝滕病（Batten Disease），又名青少年神经元蜡样质脂褐质沉积症。在美国，每10万名儿童中就有2至4名患有该罕见病。
以下是《中国科学报》与David Pearce的对话。
《中国科学报》：罕见病是一个“小众”研究方向，你最初如何进入这一领域？
我经常和大家开玩笑说，在我们这个领域，成为世界级专家是很容易的，因为研究者实在太少了。
我在博士后时期，意外开启了与贝滕病相关的研究。这是一种致命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多发于儿童时期。患病的孩子们会有视力丧失、认知和运动障碍以及癫痫发作等症状，可能导致过早死亡。
你知道，人在年轻时，可能意识不到这些罕见病的存在。刚接触这一疾病时，正值我第一次为人父母，现在我已经有了3个健康的孩子。因此当我看到患儿父母担忧、感激的神情，我真正理解和共情了他们的遭遇。世界上有10%的人口患有罕见病，这是一个急需帮助的广泛群体。而且从科学的角度而言，许多其他疾病也能从罕见病研究中获益。
《中国科学报》：在你研究生涯中，有没有令你印象深刻的患者？
大约20年前，我正在一家大型实验室从事贝滕病研究，但罕见病研究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我们往往没有足够的研究经费。
当时，我们联系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并与一个贝滕病家庭基金会建立联系，基金会的捐助对象中有两个患有贝滕病的孩子。这个家庭基金会支付了我们一年的薪水，后来我们在NIH的资助下才能研究这一疾病。
时至今日，我依然会参与贝滕病社群的年度会议。我也作为科学顾问，为社区提供帮助。
有人问我，为什么能在罕见病领域坚持这么多年呢？答案是，作为罕见病研究者，我所研究的贝滕病有不同的形式，许多患病儿童在十几岁就会去世，有一些严重病例会在10岁前去世。但是我们的工作也许能改变这一切。我又怎么忍心换其他研究方向呢？
电影《良医妙药》讲述为罕见病孩子成立基金会的真实故事，图为剧照
《中国科学报》：你从事罕见病研究30余年，对刚走上科研道路的青年研究者有什么建议？
我培养了12名博士，我告诉他们每一个人：“你可能比我聪明，但我比你更明智。”
一个年轻的、聪明的研究者会充满热情，深入探索一个主题；而一个明智的科研工作者在此基础上，从不会害怕持续提问，因为没人能知道所有的答案。
在我所在的罕见病研究领域，经常有人打电话问我，“你没有试过这种方法？”我总是回答，试过了。只是在生命科学的大型研究中，可能90%的尝试性研究最终都不会发表；即使发表，我可以说，我在10年前发表的所有论文都过时了，因为现在的我已经不会再使用那时的技术。生命科学非常复杂，因此问错问题并不是一件坏事，只需要大胆地说出来，这样才能让你了解别人的想法。这就是聪明和明智的区别。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许多学生不愿意，或不敢提问？
我们总抱有一种文化，更倾向于把导师当成“老板”，所以学生总是害怕提出问题。但研究所不应该有“老板”，大家应该是合作关系。我从不认为学生们是为我工作（work for me），而是大家与我一起共事（work with me）。
我的建议是，永远不要害怕提问，没有愚蠢的问题。即使被询问者抱着傲慢的态度，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那我们也没有任何损失。
《中国科学报》：如果花了很长时间，发现研究的是一个永远没有结果的问题呢？
那你可能有一个糟糕的导师。（笑）如果花了很长时间研究一个问题，但没有任何解决方案或产出，很可能是导师没有给予足够的倾听和指导。
举个例子，在我们的研究中心，每位新入职者要做一个“黑板演讲”，在一面黑板上讲清楚未来3年的研究方向，而房间里坐满了经历过这一过程的研究者。在这个交流过程中，你有多聪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提出问题、有人倾听。
我确信，我所有的学生都比我聪明，我只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
《中国科学报》：未来5到10年，你预见到罕见病领域有哪些新方向、新趋势？
现在每个人都在谈论基因编辑，在一些疾病中也开启了临床试验。我认为，随着我们在基因编辑疗法方面的技术进步，我们会在罕见病研究方面有更多新挑战和新进展。但当涉及罕见病时，即使人为干预并改变了基因，人们可能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患病，因此还要开发小分子药物，以便真正起到对症治疗的作用。
《中国科学报》：在一些新技术的推广中，如何避免类似“坏血”事件（注：美国人伊丽莎白·霍姆斯曾创办血液检测公司Theranos，声称“从指间抽取一滴血，可以检测出癌症等一百多种疾病，彻底颠覆血检行业”，后来被揭穿是一场骗局。）的医疗技术骗局？
我认为有些人非常擅长推销自己。回过头来看，一项技术或许声称可以节约成本和加速诊断，但更重要的是科学家的同行评议。在生命科学领域，非常需要用数据来说话。
我常常跟学生讲，在细胞培养中开发一种疗法是一回事，在小鼠身上治愈一种疾病又是一回事，但涉及人体就复杂得多。比如我所研究的儿童脑疾病的动物实验中，小鼠大脑只和我的小拇指指甲一样大，基因疗法可能在小鼠身上起作用，但并不意味着能治愈一个孩子。
对于罕见病患者来说，“治愈”是他们很想听到的词，但这个词必须非常谨慎地使用。其实患者最想听到的词是“希望”，他们想看到有人正关心自己的疾病，有人正努力寻求解决方案。
《中国科学报》：作为国际罕见病研究联盟的主席，你认为罕见病研究领域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罕见病领域太难获得关注了。全球大约一万种罕见病，有10%的人口患有罕见病，因此我们必须提高关注度。目前，全球各地的科学家正在开发新的罕见病诊疗方法，我们需要将所有因新冠疫情而孤立发展的新想法、新技术聚集在一起，这就是国际合作的作用。
中国在生物医学研究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许多领域的科学研究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罕见病治疗中，诊断阶段就受到诸多技术限制，如今随着新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实现罕见病患者实现了及早诊断与治疗。
这些年，我陆续来到宁波、成都、上海、北京、昆明、香港、深圳等中国城市。对我来说，每次来中国都是一次新的冒险。这是我在新冠疫情后第一次回到中国 ，我想今后我会越来越频繁地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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