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金武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0/9/28 17:4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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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改善整体放缓,我国大气治理进入深水区

 

“下一步,无论是从环保部门来说,还是从污染物来说,减排的难度都会越来越大。”9月28日,在2020中国蓝天观察论坛上,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对国家“十四五”大气治理形势进行了分析。

论坛上,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发布了《大气中国2020: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进程》(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整体延续了过去六年的改善势头,但幅度明显减小;全国仍有一半以上的城市不能全面达到空气质量标准的要求,臭氧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

迈入“十四五”,我国如何设定蓝天新目标、开启大气治理新征程?围绕《报告》相关内容和“十四五”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目标和路径,与会专家展开了深入的交流讨论。

PM2.5和臭氧成最大痛点

据介绍,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在贺克斌、北京大学环境工程学院教授张世秋等专家的指导下,基于政府部门公开发布的数据,连续六年追踪并评估中国337个城市的空气质量表现。

《报告》显示,2019年全国337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比例由79.3%上升至82%;达标城市数量共157个,同比增加36个,但改善幅度明显减小。部分城市出现反弹,如辽宁省14个城市的PM2.5年均浓度全部上升,山东省和陕西省绝大部分城市也出现类似情况。此外,2019年全国337个城市六项主要污染物中,仅PM10、二氧化硫(SO2)有小幅下降,PM2.5、二氧化氮(NO2)、一氧化碳(CO)浓度水平均与2018年持平,臭氧(O3)则持续恶化。

贺克斌指出,主要污染物中,臭氧污染格外引人注目。“十四五期间要重视臭氧和PM2.5的协同治理,在进一步采取减排措施持续降低PM2.5浓度的同时遏制臭氧污染上升的趋势。”

《报告》显示,自2013年发布臭氧数据以来,全国臭氧污染浓度水平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19年,全国337个城市的臭氧平均浓度同比涨幅6.5%,其中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及周边等重点区域的涨幅更为显著,且年均浓度均超标。

“随着治理难度的加大,更要重视科学决策,持续推进能源、工业和交通的结构调整,提高精细化管理和差异化管理的水平。”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中国区总监付璐认为,大气污染治理已进入深水区。“这对管理者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大气治理需要提升深入化、精细化、差异化的能力。”

付璐建议,PM2.5 与臭氧的协同治理,需要依赖科技支撑优化减排路径,加强治理措施组合,确保作为前体污染物的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在中长期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双控双降”。

需逐步加强精细化管理

近年来,大气污染防治精细化管理已在我国受到重视,并逐步推进。2019年,我国全面开展大气颗粒物组分监测的城市扩展到93个,不仅站点增加,功能上也有了突破。例如,在监测中区分臭氧达标区域和未达标区域,要求差别化开展非甲烷总烃(NMHC)和 VOCs 组分指标监测。

贺克斌表示,这些举措都将为区域和城市大气污染防治提供更坚实的科技基础,也会提供更综合全面的分析结论支撑。

而新兴监管技术则为移动源监管注入强劲动力。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伏晴艳表示,我国大部分城市在2019年新建了尾气遥感监测系统和黑烟抓拍系统,上海、江苏等地使用这些新技术查处了在航船舶的违法行为。

用于重型柴油车排放监测的“OBD远程监控”的安装率也在不断提升。付璐介绍,部分重点区域城市要求一半以上的重型柴油车安装OBD远程监控,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非道路移动机械安装远程监控装置的工作也在不断推进中。

此外,钢铁行业启动了超低排放改造,对VOCs无组织排放管理提出明确要求。“这些举措,显示了政府部门对精细化管理的重视。”付璐说。

《报告》显示,2019年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比重降到了58%以下,已完成“十三五”目标。但从消费量来看,煤炭消费不降反增。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袁家海表示:“尽管煤炭清洁利用和电力清洁化实现了提升和进步,但面临的挑战依然不容小觑。我国煤电依然处于规模扩张阶段,未来需要继续加强总量控制,进一步提高电力清洁化比例。”

适时启动排放标准修订

《报告》对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的空气质量管理的“努力”和“成效”进行了评价,形成了“2020年全国重点城市空气质量管理榜单”。银川摘得了今年综合榜的桂冠,拉萨、泸州、北京等13个城市表现优异。而在“较差”城市中,山西省、河南省、安徽省城市各占三席,其中临汾继去年后再次垫底。

付璐在报告时建议,针对这些城市的不同处境,在“十四五”期间可对其设立差异化目标与策略。对“优等生”,应当适时提出“进阶”目标,既能推动其持续改善,亦能杜绝反弹现象。而对未达标城市,可督促其向社会公开限期达标规划,明确达标的时间点和路线图。

开展减排标准和达标标准的修订工作,成为专家们热议的话题之一。“之所以大家对减排标准的修订讨论这么多,是因为目前我国大气治理的背景和形势都发生了变化。”张世秋说,“我国的大气环境治理,已经从遏制污染物排放进入到空气质量转变的新阶段,污染物的种类、来源、构成等都发生了变化。”

“经济是要‘黑色复苏’还是‘绿色复苏’?答案显然是后者。”张世秋说,现在我国的环境容量、大气质量、人类健康要求等都提出了新要求,减排标准也势必随着变化发展。

而贺克斌考虑的是减排标准修订对不同城市积极性的影响。“一些城市好不容易赶上车了,你们又把车开走了”。减排标准变化太快、定得过高,对一些城市的减排落实是个挑战。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中国区项目主任万薇表示,伴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空气质量的逐步改善和管理能力的不断加强,标准限值可以逐步升级至能够充分保护公众健康的水平。但在每一次的“提标”决策中,标准限值的选择却不止是一个科学问题,更是需要权衡多种环境、社会、经济因素。

“减排标准的其可行性和可达性,会受限于现有的管理能力、当前的空气质量水平、相关的科研基础和减排技术可得性等多种条件。”万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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