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福涛

前不久，日本政府召开综合创新战略推进会议，拟定了2020年综合创新战略草案。草案涉及的高等教育和科研的要点包括：首先，鉴于国际局势的变化，日本相关部门需要进一步加强合作，严格审查来日外国留学生和科研人员的接收，防止日本高端技术等流往海外；其次，加强审查和限制外国科研人员访问日本有关“敏感”大学和科研机构等；第三，日本国内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在申请政府科研经费时，根据情况，需提交是否接受来自国外的科研资助等材料；最后，政府近期将组织调查，了解和把握日本科研人员、大学和科研机构等与海外进行合作研究等信息，决定是否采取进一步的审查和限制性措施。

需要指出的是，该草案涉及的许多原则性内容并非第一次提出。

实际上，日本经济产业省早在2002年就制定了《知识产权战略大纲》，要求日本企业等采取具体措施防止日本高端技术、生产和管理方式等流往海外。日本经济产业省早先还参考美国的做法，制定了一份包括需要审查的海外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和其他组织等在内的名单，名单中包括国内68家企业、大学、研究所和其他机构。

2017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和贸易管理部又专门针对日本大学和研究机构制定了《有关安全保障贸易敏感技术管理指南》，更为详细地规定了日本大学和研究机构如何与海外相关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等开展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等。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两国在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等多个领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成果显著。

首先，在中日两国人员交流方面，根据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的统计，日本高等院校中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人数一直居于首位。根据中国教育部的统计，近年来，日本来华留学生人数虽然呈减少趋势，但直到2015年仍位居前五。

此外，日本未来工学研究所在2018年9月至2019年3月实施的全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015年日本国内大学共接收了6313名来自中国的短期或长期的各类访问学者，占所有各类外国访问学者的16%，也居于首位。同年，日本来华从事短期和长期学术交流的各类科研人员为17700名，占日本赴海外访学和从事学术交流等总数的10.1%，仅次于赴美人数。

其次，在中日大学交流方面，根据2018年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全国调查结果，截至2017年，日本大学与海外大学共签订校级合作交流协议41216份，其中与中国大学签订的校级合作协议最多，为7447份，占总体的18.1%。

最后，根据笔者课题组在2017年针对日本四年制大学中专任外籍教师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除去最初来自中国、后加入日本国籍的专任教师之外，回答目前国籍为中国的被调查者人数最多，占全体外籍专任教师的22.2%。

由于草案今年7月刚刚正式通过，加之新冠疫情影响，相关审查和限制性规定尚未真正开始实施。目前很难准确预测这些措施或规定会对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产生哪些具体影响。

根据笔者近日进行的简单访谈结果来看，不少华人学者和从事中日交流的管理人员都担心，这些措施或规定可能会对今后中日之间的人员和其他方面的交流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例如，一位私立大学工学院的华人教授表示，“对我而言，以后会减少或停止与中国方面的合作、停止或推迟对中国研究人员的访日邀请。”

一位在日本顶尖国立大学负责国际交流的管理人员谈到，该大学今年在以往日本政府列出的需要审查的海外大学和其他机构的名单基础上，又制定了大学自身需要审查的名单，加强对接收留学生和外国研究人员的审核。

可以预见的是，有些教授会采取谨慎态度避免审核的麻烦与责任，减少接收与名单相关的留学生和外国研究人员。校内教授的科研如得到日本政府的资助，有义务严格审查留学生，特别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这种情况下，个别教授会拒绝接收留学生。

此外，该校与中国的学术交流也会受到影响，特别是学校层面的合作研究、双学位项目等。该校个别教授还认为，目前建立在相互信赖关系之上的研究者间的合作可以继续下去，但是与中国大学之间的大型项目应该避免。

一位来自中国、在日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留任日本一所顶尖国立大学工学院、负责国际交流的管理人员告诉笔者，所在大学在接收留学生方面，一直严格遵守日本的安全保障输出管理，来自审查名单中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留学生以及访问学者的接收手续还是繁琐一些，有的学科的教授根据研究内容不予接收留学生或访问学者等。

例如，一位从事宇航方面研究的教授就明确表示，除非特别优秀，不招来自名单中大学的中国学生。但是，如果手续没有问题，即使来自名单中的中国大学，学生来参加暑期交流也没有问题。

笔者所在大学相关部门负责人则认为，这些规定主要针对于理工科特别是有关军事和其他敏感领域的学生和研究人员，对中日之间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交流影响不会太大。不过，他又强调，今后在接收来自海外特别是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之前，负责接收的本校导师事先需要按照规定，向大学提交接收留学生和邀请来访学者的有关信息，包括对方是否来自政府限制接收的大学、研究所或企业等，学习和研究内容是否涉及军事或其他敏感领域等。相关手续会变得繁琐一些。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日本政府早已制定了相关审查条例，有条件地限制日本国内大学和科研机构接收留学生和外国来访研究人员等。日本政府近日通过的2020年综合创新战略草案重点在于强化和进一步明确以往制定的相关审查措施，并根据今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制定进一步的限制性措施。

目前来看，该战略相关规定的实施将会对中日两国高教和科研至少产生以下两方面的负面影响。

首先，在国家层面，一方面，日本政府和相关部门会加强监控和限制日本与名单中的中国企业、大学和研究所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可能根据国际局势以及中日关系的变化、调整，在名单中追加新的大学、研究所和其他机构组织等。在某些敏感领域，两国之间大型的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等将会受到明显限制。

其次，日本大学尤其是身处国立大学理工类所谓敏感学科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在接收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与中国联合培养学生以及开展合作研究等方面，受到的限制可能越来越多。同样，来华从事学术交流和相关研究的日本学者数量也会相应减少。

需要强调的是，除非国际或中日之间有重大事件发生，中日两国的大学乃至两国整体高等教育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等不会立即受到重大影响。相反，鉴于新冠疫情影响，日本私立院校收入锐减。可以预测，一旦两国出入境正常开放，占日本高校约80%的私立院校会更加积极招收中国留学生，加强与中国相关机构的合作，通过增加学费收入，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

同时，由于大批日企开始从中国撤回或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日语或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人数不会出现断崖式下降的现象。

由此，笔者认为，相关审查规定的实施和强化，对中日两国高教和科技交流与合作的影响是局部和有限的，最大的可能是在日本国立大学和科研机构等相关敏感学科受到负面影响的同时，日本绝大多数私立高校继续加强招收中国留学生和中日学术交流合作等。

（作者系日本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开发中心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