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之康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9/2/13 9:0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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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顾海良:人才培养需经师亦需人师

 

中国传统教育里有很多好的东西,我认为,最好的就是“经师易遇,人师难遭”的思想,即“经师”与“人师”是统一的,只做“经师”并不是合格的老师,既做“经师”又做“人师”才是合格的,也就是要教会学生“为人”“为学”“为事”。

本报记者 王之康

自高考恢复至今,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长达40年的快速发展期,克服了诸多困难,取得了诸多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比如人才培养质量下降。那么,应该如何理性看待我国高等教育过去40年的快速发展?何以解决当前的诸多问题?面向未来,又将书写怎样的高等教育新篇章?

为此,《中国科学报》专访了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顾海良。

四十年积累大量中高端人才

《中国科学报》:在过去40年中,我国高等教育无论是发展速度还是发展历程,在世界高教发展史上都不多见。这期间,我国在高端人才培养领域的发展有何特点?

顾海良:高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大特点了。

其实,在前20年里,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相对比较平稳,高速发展主要是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

当时,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是9.8%;而据教育部2018年发布的《201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目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了45.7%。预计再过两年,我国就要跨过大众化教育阶段了。实际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目标是2020年毛入学率达到40%,现在来看,我国2020年将会超过50%,进入普及化教育阶段。

从全世界来看,没有哪个国家有过这样的发展历程——在20年时间里,从精英教育的中端走过大众化教育阶段,进而走进普及化教育阶段。现在,我国在校大学生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中国科学报》:您觉得,40年高速发展为我国高等教育带来了什么?

顾海良:从现在来看,在过去40年里,我国高等教育取得的最有价值的成就,就是让我国实现了从人口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解决了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中高端劳动力的缺乏。

如今,大家对“中等收入陷阱”也许并不陌生,但在1999年我国开始高校扩招时,这一名词尚未产生。目前从全世界来看,我国的中高端劳动力储备是最多的,这不仅让我国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也为现代发展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说到底,我国是中高端劳动力供给在等产业提升,而非产业提升去寻找中高端劳动力。须知,中高端劳动力的培养至少需要十五年,而产业提升却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教育不能超前发展,产业结构提升时,就必然出现中高端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现象。中国高等教育的“超前”发展,使我们现在能有比较充裕的中高端劳动力供给,为产业的中高端发展提供了最重要、最宝贵的资源。同时,我国高等教育虽然是高速发展,但并没有走依附发展的道路,而是自主发展,形成了完备的高等教育体系,这对今后的长远发展来说是大有裨益的。

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实际上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自主发展,一条是依附发展。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依附发展,即教师从发达国家引进,需要什么高端人才就依靠国外培养,形成不了自己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这样就不可能走出发展的困境,最后形成不了适合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完备的高等教育体系。

人才培养质量问题须理性看待

《中国科学报》:过去40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固然取得了诸多成就,但人才培养质量却广受诟病,“大学生干了高中生的事,研究生干了大学生的事”就是一个例证。对此,您怎么看?

顾海良:高校扩招之前,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变化并不大,质量是不断提高的。高校扩招之后,从整体来看,质量也是不断提高的,尤其是“985工程”“211工程”高校的学生培养质量,但平均质量下降也是事实。

我认为,这个问题要理性看待。

打个比方,以前是精选产生的1万人跑马拉松,速度都很快;现在是5万人跑,因为基数增大了,平均水平肯定有所下降,但这5万人中的至少前1万人,水平并不会比之前的1万人差。

还要知道,现在讲的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整体概念,不能要求用一把尺子评价不同办学类型、层次高校的质量,大众化教育阶段高校质量评价的分类型、分层性已经是个惯例。所谓质量,主要还是与培养目标相一致,不同办学类型、层次的高校应该有不同的质量标准。但现在的情况是,所有高校都是一个衡量标准。

如今,我国把人才培养质量放到了第一位,是意识到数量到一定程度了。现在采取的一个主要方式是,尽量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加强职业性、应用性高等教育方向发展,这就使高校办学方向明确了,有的办成研究型,有的办成应用型等,质量评价标准也就多样性了。

大家慢慢意识到,不要千校一律,也不可能;不要一把尺子来衡量,也不现实。所以,谈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最主要的还是就人才培养目标而言的质量,要解决人才培养的多样性和人才评价质量的多样性问题。

中国科学报》: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平均水平的下降?又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顾海良:虽然是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整体上在不断提高,但在当前,最急需解决的还是人才培养质量问题。因为它不仅关乎当下,更关乎未来。

人才培养质量平均水平的下降,可以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没能跟上高等教育的高速发展,另一个原因是专业结构拘泥于已有学科目录,未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适时调整。

我在本世纪初就曾说过,中国高等教育的成败,关键在于教师,在于师资队伍建设。现在来看,这一观点还是对的。

要解决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问题,除了从上到下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之外,也要给予高校一定的宽松环境,使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发展,教育主管部门也应该给予指导性的管理方法,而非指令性的管理办法。

实际上,当前教育主管部门的指令性管理办法很多,比如能办什么与不能办什么、取消什么与增加什么、申报什么与批准什么等。这是需要改正的。

另一方面,国家有关部门,包括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展改革委等,还应制定中国未来人才结构变化的规划,强调就业结构的预测。这样,高校就可以相应地来制定更加切合实际需要的发展规划了,避免盲目跟风,突出反映不同学校特色、优势的高质量的人才。

理想人才应该责任与担当同在

《中国科学报》:未来,您觉得我国高等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顾海良:我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理想人才,就其共同性来说,应该具备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

我国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其内在的也是社会责任与社会担当,因为这并不是对个人前途的判断,而是对国家责任和担当的判断,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其精英人才培养的一种期望,其实也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坚守的理念。

但从目前来看,我国在这两方面的教育是比较缺乏的。比如,一些大学校长在毕业典礼上给学生上的“最后一课”,提及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的并不多。要知道,只有有了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才能把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等贯彻到底。

所以,从学生入学第一天到最后走出校门那一天,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都应该贯穿教育的始终,而且也要与专业教育结合起来。

《中国科学报》:具体来说,应该如何培养具有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的人才?

顾海良:201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学生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强调的就是责任和担当。用更明确的话来说,就是要立德树人,把“立德”放到“树人”的整体过程和各个环节中去考虑,而不是将两者分开。

以前讲“德育为先”,强调的是“德”的重要性,其实“德”是不可能脱离智、体、美、劳而“先”行的。立德树人强调的是德育要与教育的全过程、各环节结合起来,强调的是全程育人、全员育人。现在缺乏的是这一“过程”和“环节”的协调性和统一性。有的老师认为,只要把专业课讲好就可以了,但须知,专业课里也应该包含责任和担当教育,也就是把德智体美劳融合在一起,加强学生的全面发展。

中国传统教育里有很多好的东西,我认为,最好的就是“经师易遇,人师难遭”的思想,即“经师”与“人师”是统一的,只做“经师”并不是合格的老师,既做“经师”又做“人师”才是合格的,也就是要教会学生“为人”“为学”“为事”。换句话说,就是教师要提升自己的学术魅力与人格魅力。

《中国科学报》 (2019-02-13 第4版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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