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树军

我在1983年非常荣幸地被录取为董玉琛先生的硕士研究生，这成为我一生中的一次重大人生转折。从此我得以在一位杰出科学家的直接指导下学习和工作，开启了我在小麦遗传资源领域的研究和探索。

我在攻读硕士学位的三年间，正值董先生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所长，尽管所务工作异常繁忙，董先生总是把对研究生的指导安排在她的主要日程中。我现在清楚记得，董先生对我的论文选题、文献综述、研究计划、实验材料、实验步骤、论文写作无不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她无论工作多忙，总是按期听取我对实验进展的汇报，及时解决我在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深入细致地指导我分析实验结果，解释实验数据。在董先生的精心指导下，我在预定的时间内圆满出色地完成各项学习任务和研究工作。

我在1986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了董先生的小麦稀有种课题组工作。在随后的三年里，我参与了董先生主持的“七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小麦稀有种和近缘植物繁种与编目”和“小麦—山羊草双二倍体的合成与利用”，随同董先生参加了黄土高原和东北地区小麦野生近缘植物的考察与收集，并有机会参加各种学术会议。通过参加上述科研活动，我得以近距离地学习董先生严谨的治学风格。

除了给予学生在学习和科研方面的精心指导外，董先生对她的学生在生活方面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在1989年出国以后，董先生时时关心我在国外的学习和工作情况。我目前仍保留着一些董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写给我的书信，字里行间饱含着深厚的师生情谊。我每次回国，董先生不仅给予极为热情的接待，对我在国外取得的成绩始终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我和董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11年7月4日。我在2011年6月27日应邀访问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随后董先生亲自安排我在7月初访问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我在7月1日先去董先生家中登门拜访，董先生非常高兴地听取了我在外源基因转移方面所做的最新工作，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拜访结束后，董先生以85岁高龄，冒着酷暑亲自步行把我从家中送到近500米外的马路旁。尽管其间我再三劝董先生返回，但她仍一直坚持看到我乘上出租车离去。我随后于7月4日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同董先生在办公室会面，董先生送给我由她和刘旭做总主编的全套《中国作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和她亲笔签名的《董玉琛论文选集》。这些书籍现已成为我在工作中常常使用的工具和参考。

我自1989年出国至今已有三十年，随着时光的流逝，我现在深深地体会到跟随董先生工作和学习的经历，为我现在从事的小麦种质创新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同时使我养成了对科研工作踏实和认真的学风。我目前在利用小麦近缘种属遗传资源改良小麦对病虫害的抗性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就是得益于我早期从事小麦近缘种属资源的经历。董先生对我的言传身教让我学会了如何培养、指导和帮助我所带的研究生。董先生虽然已离开了我们，但她留下的学术遗产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

谨以此文表达对恩师董先生的怀念。愿董先生的学术精神永存！

（作者单位：美国农业部红河谷农业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