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复生和课题组的同志讨论科研工作黄慧靖摄

潘复生中学时的照片

潘复生

1978年参加高考，同年9月进入合肥工业大学“稀有金属”专业学习。30岁时被破格晋升为重庆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轻金属专家。现任重庆大学教授，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重庆科学院）院长、重庆大学国家镁合金工程中心主任，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副理事长，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镁及镁合金技术委员会”主席、Elsevier出版社Journal of Mg & Alloys国际刊物主编。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重要科技奖励15 项，是何梁何利奖和杜邦科技创新奖获得者；发表SCI收录论文450 多篇，授权发明专利130 多项。2015年当选为俄罗斯矿业科学院院士，2017年当选为亚太材料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潘复生

回顾多年的求学与研究之路，可以说1978年高考是我人生的重要节点。我们那一代人的普遍感受是：高考改变了我们的人生，没有高考肯定没有我们的今天。

回忆40年前的高考，那种混杂着激动、焦虑、紧张、高兴、感激的心情令我永生难忘。当年老师的责任心、同学间的真情、个人对祖国的坚定信念等一直影响和激励着我的人生发展。

老师的责任和乡亲的投票让我上了高中

1962年7月我出生在浙江金华的兰溪农村。

我读小学时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年代，“读书无用论”盛行，许多家庭对小孩读书都不太重视。我读书的小学规模小，条件又差，经常几个年级的学生一个班上课，听完一年级的课后，马上又可以听二、三年级的课，有时连自己都会忘了是几年级的学生。

受当时环境和自身经历的影响，我父亲对我读书这件事起初也不太热心，但当时的小学老师童志祥老师是我父亲儿时的好朋友，经常到我家和我父亲谈天说地，说我很聪明，一定要好好培养，并且多次强调把我教好是他的责任。随着日后环境形势的变化，父亲对我读书一事越来越重视，并且经常让我看许多人看不到的课外书，这对我扩大视野、扩大知识面很有帮助。

我读初中时两次差点退学。第一次是在读初一时，由于家里太穷，我辍学两个月跟着大人去富春江边的山里砍木头，回来时很多课都落下了，感觉自己跟不上，就不想去上课了。初中的董绍芳老师为了让我继续上学，三次到我家里，和我父亲一起做我的思想工作，说我一定跟得上。第二次是在上初二时因为贪玩摔坏了腿，在家里躺了一个半月，又缺了很多课。那次我是真不想再读书了，认为自己肯定赶不上去了。又是董老师多次来到我家给我补课，并不断劝说我不要放弃。可以说，老师的无私精神和责任心对我一生都影响极大。

经过董老师等初中老师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我的学习成绩很快就上去了。初中毕业时我的成绩已进到班里前几名。

现在的学生能不能上好的高中，主要靠学习成绩，但当年不一样。

那时我们班有40多名同学，上高中的名额只有十个左右。我原本认为我肯定能上高中，没想到领导决定的名单中没有我。我是当地十个学生中成绩最好的，不让我上高中的原因，据说是因为我家穷，肯定读不起高中，后来又说我回家经常看小说和历史故事，学习态度不端正……

这件事在我们那儿引起了公愤，乡亲们极为不满，要求全体乡亲投票决定谁读高中。这在当时可能是极少有的现象，我很感激当地政府竟然同意了乡亲们的要求。于是，当地干部拿着饭碗当票箱，到田头、茶馆、商店、乡亲家里，一个个找乡亲投票。在乡亲们眼里，我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投票结果我自然排到了第一位。这样我才顺利上了黄店高中。

后来考上大学和参加工作后，我每次回家，老人们都要拉着我说说当年给我投票的故事。

只有一周时间复习语文、数学和政治

1977年我高中毕业时才14岁，第二年有幸参加了高考。从高中毕业到参加高考这段时间，我当了1个月小学代课老师、4个月初中代课老师，以及半年的高中老师。高考前我只有一周时间复习语文、数学和政治三门课，最后和我的学生一起参加高考。现在回想起这段经历我都感觉不可思议。

当年，我和大多数参加高考的学生一样，经历了焦虑和茫然、兴奋和激动等过程。但和多数人不同的是，我参加高考的那几天家里人并不很清楚，考完后我才告诉父母具体在哪儿参加了高考，可能是因为考前那段时间太忙一直没有回家。

现在的年轻人肯定无法想象，和学生同龄甚至比学生年龄还小的我，当年每天站在高中讲台上是什么感受。当时我教的是高中毕业班的物理和化学，作为特殊年代毕业的高中生，我真正学到的物理、化学知识有限。为了教好这两门课，一方面我自己必须先掌握好高中物理和化学课本中的内容；另一方面，针对当时复习题奇缺的问题，我还必须为学生参加高考准备尽可能多的复习题和练习题。我一直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当时给学生出的一道练习题竟然和当年的高考题几乎一样。

物理和化学都是高中的重要课程，为了教好这两门课，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复习其他几门高考课程。在我的记忆中，高考前的最后一星期我才集中时间简单复习了语文、数学和政治。

那段时间，主观上我要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但客观上更多的是为学生的梦想而承担一份责任。这一直是我心中闪闪发光的回忆。

一分付出一分收获，这在我高考成绩中完全体现了出来。物理和化学我获得了高分，但语文、政治和数学成绩就不理想了。填高考志愿时由于知识面有限，选择性不多，想到“物以稀为贵”，我就填了合肥工业大学“稀有金属”专业。

伴随着紧张与不安，我终于等到了被重点大学录取的消息。当有人告诉我，在县委门口公布的重点大学录取学生名单中我是第一位，这又让我兴奋了一阵子。看到排第一位，许多人认为我肯定是当地的状元，疑惑我为什么不报清华北大？后来才知道，之所以我在重点大学录取的第一批学生中排第一，是因为我的考号排在最前面。

大学四年让我充分感受到人间真情

当时，我同许多农村的学生一样，家境贫寒。去大学报到时我只揣着几元钱，这几元钱还是我姐夫给我的。从我们那去合肥，要在上海和蚌埠转车，中间花了一些。报到时要统一买至少半个月的饭票，好像得花6元，当时我已没钱买，只好跑到学生食堂门口买，因为那里可以一元一元买饭票。

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学校会发助学金，但记忆中好像也没有多少担心，总觉得学校是个大靠山，总会帮我解决的。后来发生的事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学校老师确实帮我解决了许多生活问题，特别是班主任周作平老师像对子女一样在学习和生活上照顾我。这几元钱的经历也让我得到了锻炼，后来我身上只有30英镑独闯英国，去牛津大学留学，也是因为有把中国大使馆作为靠山的信念。

当年的大学同学真的很淳朴很善良。我身上只有几元钱到学校报到，先解决了“吃”的问题，但还有一个“看”的问题没有解决，这就是报到体检时的视力问题。我读完高中时眼睛已经近视，200度左右，但一直没钱配眼镜。高考体检是在县医院做的，因医院有各种度数的眼镜，所以体检这一关容易过。但大学报到时，没有眼镜我的视力是过不了体检关的。看到我为难，好多同学把眼镜借给我试，其中最合适的一副眼镜是北方一位同学的。这位同学来自大城市，家里为他准备了两副眼镜，一副是备用的。看到我这种情况，他干脆就把那副眼镜送给了我，解决了我体检和上课的大问题。此事连我们班的很多同学都不知道。另外，到了新生宿舍，我才发现很多东西都没带齐，像枕头什么的，也都是城市来的同学帮我解决了问题。

同学们的淳朴和善良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让我体会更深。我有一次生病住院，每天都有很多同学来看我，病房里堆满了同学们从家乡带来或专门为我寄来的食品。深受感动的我写了一首长诗发表在校报上，以表达我的诚挚谢意。这首长诗也让我成了校报文学版和学校广播站的编辑，每周要编很多稿子。

至今还记得大学毕业时我因离校较早，班上30多位同学和班主任全部都到火车站送我的情景。

当年，老师对学生的感情也让我终身难忘，记忆中有两件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一件事是和我生病有关。我在大二时得了胃病，挺严重的，有两次都是学校用救护车送我到省医院。学校一位老师的夫人正好在省医院工作，每次都像母亲一样照顾我，有时下班也不回家。即使我回到学校后，她也经常让我到他们家吃饭。

还有一件事是和班主任有关。我读大学时的班主任是周作平教授，他对我的关心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有一段时间，我的情绪发生了波动，学习不认真。为了鼓励我，有一天他竟然和我促膝谈心了整整一个通宵。

经过老师、同学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毕业时我的成绩排到了全班的第一名，获得了优秀大学毕业生称号。我一直感到很幸运，从小学、中学、大学到后来在重庆大学读硕士、在西北工业大学读博士，我遇到了王友海、周作平、丁培道、康沫狂等一批很好的老师，他们做到了为人师表，待学生如亲人，使我终身受益，也终身难忘。

走这条路让我明白很多道理

我们的人生实际上都在走路。怎么选择适合自己、适合社会的路，怎么在选择的道路上前行，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件很难的事。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人生体验首先是从上初中时开始的。我家离初中上学的地方大概有3公里，路不算太远，现在是公路，开车也就5分钟。但在那个年代，走这条路的艰难程度，我现在都觉得难以描述。当年那条路虽然不是山路，但路窄，高低不平，路边有很多水塘，特别是下雨天，路上几乎全是污泥，没有可以踩脚的地方。在冬季阴雨天的清晨，上学时天还未亮，下雪后结了冰的土路很滑很滑。不要说经常一身污泥到学校，摔到水塘里也是常有的事，所以我们那里的小孩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不会游泳的，否则上个初中你就可能死了好几回了。

走这条路，让我有了几点体会：一是一定要学会合作，合作才能更好前行。我们经常手拉手走路，这样可以尽可能避免摔到水塘里或摔到污泥中；二是一定学会坚持，坚持才能走向你的目标。上学看似简单，但不管刮风下雨下雪，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要坚持每天早上走这样的路并保证6点半前准时到学校，还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一些同学智商很高但成绩差，我认为或多或少和他们迟到早退或缺课有关。以至于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每当遇到困难时，我都会想到很多山里的同学每天走十几里甚至几十里山路去上学的艰难，以此来激励和鞭策自己。

这段经历对我后面创新道路的选择和践行影响很大。我一直认为合作和坚持是实现重要创新和提高创新效率的重要保障。在国际上，不管我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还是在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等国外高校工作，都把合作与创新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几十年来，我和国外知名科学家合作在国际刊物发表的论文已超过80篇。

在国内，合作团队的组建已成为我的一项重要工作。我先后从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清华大学、中科院等国内知名高校和研究院所引进了一批很有实力的科技专家，组建了世界一流的镁合金研究平台。经过20多年的坚持，我所负责的国家镁合金材料工程研究中心已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轻合金研究机构之一，在国际上有重要的话语权。我自己也担任了Journal of Magnesium & Alloys（Elsevier出版社）国际刊物主编，并被国际标准化组织的会员国投票担任了ISO“镁及镁合金国际标准技术委员会”主席。

40年前，邓小平同志推行的高考改革让我们有了“重生”的机会。珍惜“重生”，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普遍坚持。40多年来，每一次高考都牵动着几千万人的神经，成为千万家庭的希望和期待。高考记忆也是每一位学子、每一个家庭永远不能忘却的记忆。

回忆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前行。希望我的回忆能有助于年轻人对责任心有更深的理解，对人间真情有更深的体会，对国家强大有更大的信心。（卢宇、廖鹏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