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彬

据媒体报道，不久前，江苏某应届高考考生骑电动车将另一电动车带倒后逃逸，导致被撞者杨先生一家三口受伤。而当伤者一家得知，该考生今年高考分数达到二本线后，大度地表示愿意谅解。

当别人做了伤害自己的事情后，选择宽容对方，在通常情况下，这是一种值得表扬的大度行为。然而，对于杨先生的此次“大度”行为，笔者却不以为然。原因很简单，这一做法的参考标准出了问题——撞人逃逸是一个道德问题，而高考达到二本线是一个分数问题，这两者能混为一谈吗？换句话说，后者能成为解决前者问题的参考因素吗？

事实上，就在几年前，曾经发生过一件与之类似的事件，只不过影响力更大。2014年，应届高考生柳艳兵和另两位同学因勇斗持刀歹徒，身负重伤而错过了高考。事后，教育部门为他们组织了单独考试，多所高校表示愿意破格录取。最终，柳艳兵被南昌大学破格录取。

此事在当时就曾引起热议。在笔者看来，其热议的关键点依然是道德分数是否可以等同于高考分数，这一问题如果单独提出，相信很多人都不难给出答案，但当这一问题结合了具体事件，两者的界限难道就可以模糊化吗？

以柳艳兵事件为例，作为见义勇为的“小英雄”，“柳艳兵们”得到表彰和奖励是合情合理的，有关部门为他们单独组织考试也是理所应当的补救行为。但在此之后，他的身份就应该回归为一名普通考生，这才能保证高考最基本的公平性和权威性。

同理，在江苏的这起事件中，如果杨先生是因为肇事者事后认真悔过，认罪态度诚恳而选择原谅对方，这依然是在道德的维度处理此事，这样的做法是值得称赞的。但如果仅仅是因为肇事者考上二本就原谅对方，则只能向社会传递这样一个信号——只要成绩好，即使做错事也是可以被原谅的。如此，不论对社会还是青少年本身，都会起到相反作用。

必须承认，当前高考在很多国人的观念中，还是一件意义相当重大的事情（事实也的确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高考就可以和其他不相干的因素发生联系。相反，高考正是需要凭借一定的独立性，乃至于孤立性，才能更好地体现自身的重要意义，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要知道，高考的分数只是分数，除此之外，它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