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多大？”

“960万平方公里。”

面对这样一个常识性问题，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将这个从小植根于心中的答案脱口而出。然而，鲜有人知的是，除了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我国还有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

海洋是喜怒无常的，曾经，人们只能“望洋兴叹”；如今，开发利用海洋，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趋势，海洋中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能源等资源，尤其是去年5月中国科学院发布了“南海可燃冰试采成功”的消息，人们更加坚定了“21世纪是开发和利用海洋的新时代”这一共识。

在这片沃土上，我很庆幸自己成为探索者之一。这是我第一次参与海洋科考，面朝大海，一切烦恼与忧愁都因它的宽广而消退；但同时，个人却又渺小得甚至有些“微不足道”。海上45天，颇多感悟：“惊涛骇浪吞孤舟，漂泊千里信难求。唯愿碧海变粮田，纵横四海任我游。”

“海上科研”：一场体力和脑力的双重考验

在北京雁栖湖畔，沉淀了一年的积累，研二时回到了我的培养单位“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对于早已从师兄口中得知的“海上科研”生活，我虽紧张，但又无比向往。

2017年8月，我作为科考队员之一搭乘灯光罩网船“桂北渔80208”前往西沙和南沙海域进行为期45天的渔业资源调查。

渔业资源调查是每年都要进行的，这对于明晰海洋鱼类品种、分布和数量，渔场的形成，以及为海洋渔业发展提供指导意见等具有重要意义。基础数据是一切研究的前提，光照、水温、盐度、生物群落，获得这些资料的最可靠手段就是实地测量，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船上采集样品和数据。

我此次的工作，除了获取两大海域渔业资源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要探究西沙海域上升流区鸢乌贼渔场的形成机理。

传统的观点认为：光照对鸢乌贼和鱼群有诱导作用，鱼逐光而成群。近几年，学界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即是光照引诱了它们的饵料，它们逐食而居，而非逐光而居。那么鱼到底因何而成群，从而形成渔场？我们通过此次科考一探究竟。

每天晚上7点钟，渔船会准时亮起灯，照得方圆数里如同白昼一般。两个小时的等待，鱼群聚集得差不多了。9点钟，渔民开始下网，松散在网架上的罩网迅速下沉，将鱼从上往下覆盖罩住，然后收绞渔网将鱼聚拢，吊上甲板。有时捕获物太多，船上的绞车和缆绳都会累得“吱吱”发响，船也跟着震动起来。

当渔网被渐渐吊出水面时，我闻到的不再是咸咸的海风，取而代之的是浓烈的鱼腥味；看到的也不再是湛蓝的海水，而是鱼群受惊吓后吐出的土黄色胃含物。然而，在“船老大”看来，这是收获的味道、期盼的颜色。

收网后，我们要立刻分拣鱼类，挑选样品，并对其称量体重体长，然后注明时间、站点等样品信息。此外，还要选取活力很好的雌雄鸢乌贼，分别剪背部、鳍部及其肝脏予以保存，以便回到实验室进行全基因组分析。

其实这些工作并不难，甚至是重复性的，但我们必须十分认真去完成。

海洋科考，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科研技能，而是体力。记得第一天上船，当我穿过狭窄的走廊，爬上陡峭的楼梯，把行李放在卧室时，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下铺也有护栏。我心想：下铺也会掉下来吗，而且下铺就是地面呀。

直到有一天晚上，渔船遇到了风浪，船身剧烈地摇晃起来。我从床头滑到床尾，惊醒后发现自己成40度“站”着睡觉。可还没等我缓过神来，身体又滑回床头了。那一刻，我明白了，下铺的护栏还是必要的，否则，自己可能会在睡梦中被“甩”到甲板上。

台风似乎是我们身体素质的“检阅官”。当台风袭来时，风浪一个接一个地打来，渔船像一片单薄的叶子随风飘摇，大家也开始晕船晕得没有胃口了。风浪小时，躺在床上眼睛紧闭，咬紧牙关，会稍微好受些。风浪大时，我们泪涕并流，“排队”趴在船舷口喷浑龙。当我痛苦地呕吐时，我选择任凭风雨吹打着身体，让自己更清醒一些。

在海上，手机没有信号和WiFi，我们常与家人朋友处于长达半个月的失联。我们仿佛与世界绝缘，与鱼相伴，听不到任何新闻，自然也刷不到娱乐八卦、明星绯闻，生活似乎一下子失去了许多“欢乐”。

对于我们这群初次“下海”的年轻人，此前的几天，经历了晕船、呕吐、枯燥之后，情绪有所波动。老师以身作则、苛于自律，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认真负责、团结协作、服从大局是一个海洋工作者的基本素质。渐渐地，我们的心逐渐归入到深蓝的大洋中。

“看天吃饭”

有个朋友听说我要出海，能看日出，还能吃到三文鱼，对我羡慕不已。我承认，的确有吃海鲜、赏日出日落、沐浴海风等“福利”，但这并非是全部。

船开出港口，中间没有补给，所以衣食住行用品一次性带齐，我们会带上很多的蔬菜，例如黄瓜、冬瓜、甘蓝、茄子、辣椒。当我们打捞出海鱼后，“船老大”的媳妇会为我们做出一盘盘刺身，但是这挡不住蔬菜匮乏、淡水奇缺。而上船时带的蔬菜往往不到20天就吃完或者坏掉了，刚开始会有黄瓜、辣椒，然后是茄子、豆角，再后来就是蒜苔，吃到最后，土豆、红薯、榨菜都是求之不得的食物。

其实，饮食上最痛苦的还不是缺少食物，而是缺少食欲。尤其当遇到台风时，胃里便是“翻江倒海”，这个时候我们通常会选择回到住处休整。“小伙子平时得注意多锻炼身体啊”，“船老大”一边整理渔网，一边笑着说。

航行20多天后，我们来到了南沙群岛的永暑礁。这里是我国在南海的重要领土和海军基地。它与美济礁、渚碧礁在南沙群岛互成掎角之势。尽管是本国船只经过，岛上的守礁士兵仍然会喊话和检查确认。我们的船只能停在湾里等待着。虽不能上岛，但令我们惊喜的是，这里居然有了信号（正是因为永暑礁有网，我们才会在那儿停靠、休整，可以与外界通讯。没网时才能感受到有网络时的幸福和珍贵）。

“船老大”允许我们在这里休整一天。船员和科考人员都抱着手机沉浸在与家人、朋友通话的幸福当中。

傍晚，火盆似的太阳落下山去，船员来到甲板上钓起鱼来。落霞余晖中，海风轻轻地吹，海浪轻轻地摇，难得有这么悠闲的时光，忍不住想要下去游泳。正当我想下水时，吃惊地发现他们在用鱿鱼做鱼饵。这我才知道，鱼是吃肉的！瞬间就打消了游泳的念头。

晚饭时刻，刚打捞上的新鲜红鱼、海鳝和斑条魣被做成了佳肴，配以醇香白酒，此前所有的疲惫和烦躁都随海风而消散了。

经过休整，我们渐渐恢复了“元气”，第二天一早，继续前往下一个站点。

“不修边幅”的船上生活

此次一同出行的有5位科考队员还有8位船员。这8位船员中船老大负责掌舵，她老婆给大家做饭，其余6位是“水手”。他们都来自北海市侨港镇，父辈自越南排华事件回到祖国，政府将这些侨胞安置在北海。后来，这个安置归侨的小镇就改名为“侨港”。船老大成长在渔民世家，他自称：“出生都是在船上。”虽然没有上过学，可船上的仪表盘他玩得比谁都溜。尤其是晚上亮灯捕鱼时，他能手脚并用地操纵几个开关。我们开玩笑说：“这业务能力！仪器倒了都不扶，就扶（服）你。”

因为上船后，大家吃喝都在一起，彼此熟识后，也不怎么注意自己的形象了。尤其是我，胡须布满下巴和两腮，穿着宽松的T恤和运动裤，还有一双拖鞋，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刚逃难回来。同学王欢欢说：“你看咱们老师（多年轻），40了还像30一样。”我凑过去，笑呵呵地问：“你看我呢？”他稍微沉吟了一下，认真地说：“说实话，你20岁像50岁！”

虽然有些夸张，但显老倒是真的。船老大的媳妇以为我是个工作人员，交流后才知道我还是个学生。“出海这么久，想女朋友吗？”她问。“想啊！已经出来半个月了，以前吵架冷战都没失联这么久过。”我说。

上船后不会再有日期上的时间概念，只会记着“到了第几站”“还有几个站”之类的。直到有一天此次科考带队老师张鹏念叨着：“孩子今天开学。”我们才恍然大悟已经9月1日了。作为父亲，他可能为新学期没能送孩子上学感到遗憾吧。

张鹏老师是5人科考队的首席科学家，来自扬州；还有师兄李佳俊，宁夏人；陈鹏和王欢欢，分别来自贵州、河南。虽然我们来自天南海北，但同一个目标把我们聚在了一起。

晚上9点钟，鱼被拖上来后，我们就开始正式“上班”了。张老师负责分类和测体长，我负责称量体重，李师兄剪取组织，陈鹏挑选寄生虫，王欢欢记录。张老师念叨着“雄III胃II”（专业术语，分别描述鱼性腺成熟度和胃饱和程度），我称量体重，王欢欢迅速将我的“一斤二两”换算成“克”并记录下来。

每天对不同的鱼类，重复着相同的操作步骤，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晚上。凌晨3点钟，船员收网，我们“收摊”，洗刷后瘫倒在床上一直睡到第二天12点，过着“日高丈五犹拥被”的生活。

海洋科考，无论是科考人员还是其他随行者，都需要团结协作。我累了你接替，你晕了他补上。我们相互帮助和鼓励，坚持到航次结束，坚持到任务完成。这次科考，让我明白了单枪匹马改变不了世界，众人协作才能移山填海。

回想过去，我也曾北上幽云，望燕山雪飘；西极流沙，看大漠孤烟；东至黄海之滨揽月；南下万里石塘捉鳖。唯独南下这次，在浩瀚、变幻无常的海洋面前，我感到了脆弱和渺小。

没上船时，幻想着“渔樵江渚上”的气定神闲；到了船上，才知道“稳坐钓鱼台”是如此之难。没经历过台风的人，会忍不住想冲到风雨中和台风来次亲密接触，但与风雨为伍时科学家思考的，却是如何守护住严酷环境中的人类文明。

（作者系中科院南海所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