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启群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8/12/10 9: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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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浙江高考事故

 

章启群

近日,浙江高考英语科目加权赋分一事尘埃落定,受到影响的考生恢复原始得分,省教育厅、考试院的相关负责人受到相应处罚及进一步调查。从行政来说,这起近年来少有的涉及高考的严重事件基本画上了句号,但它带给我们的反思却并没有结束。

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当下有三个切肤之痛的话题:教育、医疗和退休养老。如果说医疗、退休养老问题主要关乎具体的群体,那么教育问题则是中青年人的集体焦虑。高考是孩子人生中决定命运的关键一步,在高考过程中出现“重大责任事故”,其引发的社会响应必然强烈。浙江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迅速做出处理决定,不仅化解了危机,也赢得了公众的信任。

然而,如果我们总是在危机出现之后再来处理危机,就永远处于被动地位。寻找危机产生的原因,才能从根源上彻底解决问题。此次事故的根源在哪里呢?从浙江省委公布的调查结果得知,省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不顾多人反对违规通过加权赋分的决定,无疑是此次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比较起来,各行各业在这40年的改革进程中,都作出了艰难探索、取得了显著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改革下放了一大批审批权力,推进“放管服”改革可谓力度空前。但是就教育行政部门来说,似乎改革力度与社会公众的期待仍有差距,改革举措与社会发展之所需并不匹配。

如果说,政府改革的主要方向是简政放权,那么教育行政部门至今的改革则恰恰相反:其实际权力和聚集的资源不仅没有“放”,反而收得更紧、更加集中了。

无论是把高考改成一次或数次,无论是如何进行评分,这些改革并没有触及教育行政体系的固有结构和运转模式,这从此次浙江高考事件中教育部门负责人的“专擅之过”就可以看出。此外,教育行政系统人员、机构、管理模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一直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对此进行深化改革的呼声始终存在。

众所周知,在高考分数上动脑筋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因为事关重大且存在巨大的风险。如果没有科学的论证、严格的程序和相关法规的支持,一般人是不敢轻易决断的。然而浙江教育部门负责人却选择“一意孤行”,最终不仅损害了高考的公平性、动摇了社会公正原则,还引发了社会危机,断送了自己的仕途。

通常而言,但凡拍脑袋做出的决策,往往很快会遭遇现实的反击,有时候甚至是无情的“报复”。浙江高考事件既是拍脑袋决策酿下的苦果,又与当下教育行政的特殊性有关。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都会制定不同的远景规划和近期目标,形成具体的工作任务和责任指标。相比之下,由于教育的特殊性,很难做出具体的发展规划。即使是学龄儿童入学率和毕业生就业率这些数据,也多与政府扶贫、企业经济等领域相关,不是教育部门单独的职责。

而高等教育的一些目标,也具有模糊性甚至抽象性。例如中国大学要达到世界一流的说法,既没有具体的指标,也缺乏明确的责任主体。教育行政部门很难用数据展示它们的工作,只能在“设计”改革方案上下功夫。一方面缺乏硬性的任务和责任约束,一方面是政绩考核的内在驱动,让教育行政系统容易形成拍脑袋办事情的习惯。尤其是教育部门设计的一些“改革”方案,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不会像经济部门那样立即产生社会效应。

可以说,在目前中国的行政管理体系中,教育系统的风险意识是相对淡薄的。这次浙江高考事件中暴露出来的教育行政主管“不可理喻”的行为,似乎就是一个证明。

中国教育依然面临诸多难题,教育改革的深水区也充满了风险与挑战。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教育是根本之根本;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中,教育则是基础中的基础。同时,教育又相当于是社会生活的上游,上游不靖,则下游难安。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国科学报》 (2018-12-10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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