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文飞 来源:人民日报 发布时间:2017/7/16 9:4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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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文学:“黄金时代”那一拨璀璨的星辰

 

《 人民日报 》( 2017年07月16日   07 版)
 

制图:蔡华伟
 
19世纪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被视为世界文学史中继古希腊罗马神话和莎士比亚创作之后的第三高峰,也被称作俄国文学史中的“黄金时代”。
 
对于俄国文学史上“黄金时代”的时间界定,学者们意见并不统一,但普希金于1814年在皇村学校因朗诵《皇村的回忆》而震惊诗坛,以及托尔斯泰因感染肺炎于1910年在铁路小站阿斯塔波沃的去世,应是两个标志性的事件。在这两个事件之间将近百年的时间里,俄国相继涌现出十几位世界级的大作家和数以百计的世界文学名著,俄国文学的影响溢出国界,产生巨大而又深远的国际影响,从而构成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十分罕见的“天才成群诞生”的壮观景象。
 
文学苍穹
 
闪烁最亮的星
 
在群星璀璨的19世纪俄国文学苍穹中,最值得关注的或许是这样三组作家:首先是三大批评家,即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他们的批评实践和理论体系决定了19世纪俄国文学批评现实主义的基本走向。
 
其次是四大诗人,即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和丘特切夫,他们代表着俄国诗歌的四种风格、四个侧面:普希金象征着阳光,莱蒙托夫则是凄冷的月亮,涅克拉索夫是一位“公民诗人”,他说过一句名言:“你可以不做诗人,但必须做一位公民。”丘特切夫则偏重于个人的沉思,是所谓“静观诗人”,他也写有一句名诗:“俄罗斯无法用理智去丈量,俄罗斯只能去信仰。”
 
最后是五大小说家,即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果戈理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发端处的“自然派”首领,曾被别林斯基誉为“文坛的盟主,诗人的魁首”。果戈理小说最惊人的地方,像普希金所说的那样,是“展示庸俗人的庸俗”;而他的小说最动人的地方,则像别林斯基总结的那样,就是“含泪的笑”。屠格涅夫的意义在于,他的小说是其所处时代的艺术编年史,将他的6部长篇小说、也就是《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和《处女地》串联起来看,19世纪中后期数十年间的俄国社会生活史便历历在目。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称为“残酷的天才”,因为他创作的目的就在于揭示人的心理,且是极深邃、极阴暗的心理,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是一个谜,需要解开这个谜,即使你一辈子都在解这个谜,也不要以为是在浪费时间。”托尔斯泰的创作构成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他的三部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几乎被译成了世界上的所有语言,是真正家喻户晓的文学名著。与他几乎同时代的契诃夫却独辟蹊径,在托尔斯泰这棵文学巨树的浓荫下开辟出一片丰硕的耕地,他被视为世界文学史中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之一。契诃夫的短篇简洁淡雅,既幽默又感伤。同时,他又是剧作被上演最多的现代剧作家,《海鸥》《三姐妹》《万尼亚舅舅》《樱桃园》等名剧享誉全球。
 
文学辉煌
 
赢得世人尊重
 
“黄金时代”的俄国文学在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崛起过程中发挥过重大作用。俄国作为欧洲相对后起的国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有着“追赶欧洲文明”的强烈愿望。在彼得大帝的改革、叶卡捷琳娜女皇的扩张和亚历山大一世战胜拿破仑的胜利之后,俄罗斯民族的自觉意识迫切需要获得更充分的表达,而借助文学艺术来凝聚民族精神、改善国家形象便成为19世纪俄国作家和艺术家们一个不约而同的愿望,一个义不容辞的使命。
 
终于,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着俄国文学的崛起,俄国和西欧的知识分子才普遍意识到,俄罗斯人不再是好战的野蛮人,不再是横冲直撞的“哥萨克”,而是富有智慧和文化、具有文学和艺术创造力、甚至肩负某种特殊的全人类使命的民族,也就是说,19世纪“黄金时代”俄国文学的辉煌成就使得西方针对俄国的轻蔑和责难迅速转变为好奇和赞赏。
 
在俄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关键时刻,即19世纪80年代,有三个事件相互呼应,构成一个重要的拐点: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相继面世,使俄国文学的成就获得举世公认;普希金的纪念碑在莫斯科落成,这是全俄第一座为诗人和文学家竖立的纪念碑;在普希金纪念碑的落成典礼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等先后发表演讲,高度评价普希金,以及以普希金为代表的俄国文学的世界意义。
 
“黄金时代”
 
奠定俄国文学传统
 
对“黄金时代”的俄国文学做一个宏观概括,大致能归纳出这样一些特征:首先,这是一种道德的文学,良心的文学,人道主义的文学,所谓“问题文学”构成了19世纪俄国文学的主体,从赫尔岑的《谁之罪》、涅克拉索夫的《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和杜勃罗留波夫的《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俄国作家们始终在提出咄咄逼人的社会追问。19世纪的俄国作家大都出身贵族,可他们又几乎全都是“忏悔的贵族”和“本阶级的叛逆”,他们捍卫的是被压迫者的利益。因此,在俄国文学作品中,所谓“小人物”和“底层人”往往能得到更多的同情和更多的正面描写,同情弱者,敌视强者,这似乎是俄国作家们一个不约而同的社会立场。
 
其次,这大体上是一种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文学,“美是生活”“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生活的教科书”“俄国革命的镜子”等概念就是对那个时代俄国文学的归纳和定义。积极地介入生活,促进生活的改善,一直是俄国作家强大的创作动力,与此相关,就导出了19世纪俄国文学这样两个主要的美学特征,也就是恩格斯给出的关于“现实主义”定义的两个主要内涵:对真实的追求和对典型人物的塑造。
 
第三,这是一种具有宗教感的文学,救赎的文学,充满弥赛亚精神的文学。俄罗斯民族信奉东正教,他们将自己的宗教称为“正教”,他们认为自己是神选的民族,是具有拯救人类之使命的、被选中的民族,与之相关,俄国作家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具有“布道”成分,他们笔下的主人公也往往都具有深刻的“忏悔”意识,浓烈的宗教氛围构成了这一时期俄国文学的主要色调之一。
 
“黄金时代”俄国文学强大的创作实绩和深远的社会影响,使得文学从此在俄国社会占据了崇高地位,由此形成俄国文化中所谓“文学中心主义”现象。在俄国,文学从来就不仅仅是文学,而往往是一种包括宗教、哲学、思想、艺术等在内的大文学;文学家从来就不仅仅是文学家,而往往是集作家、诗人、思想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文化大师。用去世不久的诗人叶夫图申科的话来说就是:“在俄国,诗人大于诗人。”而这一传统之奠定,无疑要归功于19世纪“黄金时代”的俄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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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7/16 10:43:20 Biofox
“黄金时代”的俄国文学在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崛起过程中发挥过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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