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宇嘉 黄辛 来源:科学网 www.sciencenet.cn 发布时间:2017/4/18 14: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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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玉良领衔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出成果出人才

 

会如何表达对书的感情?在复旦有这样一群学生,选择用版画的形式来诠释对书的理解。一把蓝色的雨伞撑起在书本旁,为书挡住了外面的风雨——一张小小的藏书票就巧妙地传达出了爱书之情。在今年的世界读书日(4月23日)来临之际,复旦大学文科图书馆里展出了一批特别的版画作品,这些作品均出自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2016级专业硕士。从展览的作品设计到策划筹备,都由学生亲力亲为,凝结了他们对书的感情和对传统技艺的继承。

除了版画作品展,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的师生还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4月18日,磐纹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向研究院赠送3D打印机一台。这台3D打印机将出现在研究院传统印刷技艺教学中,研究院师生将利用3D打印技术,结合研究院特藏木活字,研发传统活字新技术替代品,并开展古籍刷印实践。

在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的谋划和学校的支持下,2014年11月,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成立,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玉良担任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院长,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任名誉院长。迄今为止,研究院已招收了两届专业硕士生,并聘请古籍修复、版画领域的大师指导教学。与此同时,本科与博士的人才培养也已纳入计划。2017年3月,专注于开化纸工艺恢复研究的“开化纸——杨玉良院士工作站”启用,这个团队囊括了跨学科的专业人才,将以科技手段复兴开化纸,助力古籍修复工作,推动中华传统工艺与文化传承。

人才培养 一脉匠心:既要有文化,又要有技术

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古籍保护与修复方向从2015年开始招收专业硕士生。2015级共11位学生,2016级共14位学生(含留学生)。中文、历史,乃至数学、生物学,他们拥有不同的专业背景,不少同学从零开始接触古籍修复。

但2016级硕士生李洁对于这个专业则并不陌生。她的母亲在西北的土地上从事了一辈子的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这让李洁从小耳濡目染,对古籍与石碑心生敬畏。古籍修复的学习对她而言是使命,亦是传承。

2016级专业硕士生王钊虽是生物学专业背景,但从小就对古籍充满了感情。出于对古籍修复事业的向往,他毅然放弃了原本的工作报考研究生,更希望生物知识能成为自己在古籍修复领域前进的助力:“既满足自己爱书、想要为书‘做点什么’的‘私欲’,又能运用到已有的知识,何乐而不为呢?”

相比于全国其它高校的古籍保护与修复类专业,复旦吸引王钊的地方,就是对科技保护手段的重视。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说:“我们的特色是把传统的古籍保护和现代的科技手段结合起来。”因此,该专业的硕士生毕业设计将体现传统的图书情报学、文献学以及科学检测和修复等多方面综合内容。

对于人才培养,杨光辉十分强调“实践”。目前,研究院已经与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扬州古籍线装印刷厂、扬州图书馆、扬州雕版博物馆等合作建设实践基地。研究院还组织学生到日本、韩国参访,了解其它国家的古籍保护工作情况。“在实践基地的带动下,让学生更好地认识古籍保护事业与工作,”杨光辉说。

除了课堂学习与参访,古籍保护专业的学生还要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在技艺训练与修复工作中。“这个专业的学习时间比较长,手工操作、修复的经验是靠积累的,没有时间的积累就无法得到经验与结果。”专业硕士的古籍修复老师黄正仪这样描述古籍修复的学习过程。

黄正仪从事古籍保护工作三十余年,来到复旦大学图书馆也已有25年。目前,她作为专业硕士的古籍修复老师,除了授课之外,每日还要一对一指导学生进行修复。学生不仅要在课堂上吸收知识,还要在平时不断通过学习老师的演示来进行巩固。“因为学生不可能在课堂上都把老师的动作看清楚,所以另一方面要靠我平时的口传心授,操作给他们看。”而手工修复的教学,也让古籍保护专业的师生交流更加深入。

“这就是一个修心的职业,你要喜欢。如果你真的非常喜欢,就会很投入。” 黄正仪这样评价古籍修复工作。虽然清苦,但她认为,这个行业深刻关乎传统书籍的流传与技艺的传承。

如何帮助这些肩负使命的学生毕业后投身中华古籍保护事业?为破解学生毕业出路难题,研究院正倡导成立国家级修复中心,以工作坊的名义汇集各地需要修复的古籍文献,学生毕业后能在上海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提供修复服务。“我们需要规划、建设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平台。文化软实力提高了,人心才能凝聚。”

除了专业硕士的培养,从2016年开始,古籍保护专业还分别在微生物学、古典文献学、高分子材料等不同的学科门类下招收博士生。“科技保护”在古籍保护人才培养中的分量进一步加重。

而在本科教育方面,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也计划与复旦书院共同探讨课程规划,拟开设古籍保护和版画鉴赏等通识课程,培养本科生的对古籍保护的兴趣。4月10日揭牌成立的“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木板水印工作室”就是一个尝试的起点。工作室负责人、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专家倪建明表示,在版画之中,木板水印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基于这个木板水印工作室,更多对版画艺术和古籍保护感兴趣的人都能够亲自体验,感受艺术。这也让传统技艺的传承不仅仅局限于古籍保护专业的学生中。

大师云集 传道授业:一张宣纸一把棕刷一柄刻刀幻化无限可能

对于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老师的传授尤为重要。因此,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引进多位重量级大师,加之优秀青年教师的参与,可谓拥有全国领先的古籍保护师资力量。而这些师资投入也彰显了复旦对于古籍保护人才培养的坚定决心。

事实上,文科图书馆中的这一场版画展可以看作是2016级古籍保护专业学生的版画课成果总结。而这门课的老师,则是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的特聘专家倪建明先生。倪建明是中国版画界的大师级人物,其富有中国意蕴的版画作品在全球各地都展出过。他也曾在法国、西班牙等地任教。2016年,倪建明受邀来到复旦教授版画技艺。“学生的修复需要美学基础,有了艺术的眼光才能修出艺术品级的古籍”,杨光辉这样诠释开设版画课的初衷,他希望版画的学习能够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的培养和动手能力的训练。

版画的创作特质让倪建明和纸墨打了半辈子的交道,并对雕版印刷进行了深入研究,而这也成为他教学中的一个切入点。倪建明希望通过雕版印刷的学习,让学生们见证一本书的诞生过程。“古籍是凝结中国文化的一个载体,应该把古籍当作艺术品来对待,”倪建明这样谈论古籍的价值,“我应该培养他们对文化的敬重。”

“在修补一本书之前,应该知道印刷制造书籍的原理。如果你不知道基本原理,肯定没有爱心去修复它。”在版画课上,倪建明还教大家如何运用生活废纸重新制作纸张。通过再生纸的教学,让同学们意识到造纸的不易,从而更加珍惜纸张、尊重书籍。

尽管班上大部分同学并没有绘画基础,版画课亦并不寄望培养艺术家,倪建明希望通过版画课程培养学生对艺术与生活的信心,在他看来,这种信心有助于他们去做好自己的工作。

另一位特聘专家赵嘉福谈起来复旦教学的原因时表示:“我热爱这个工作,我对古籍保护有感情。” 已经74岁的他,从17岁就开始在古籍行业学习技艺。赵嘉福精通篆刻,上海不少著名题字的碑刻都出自赵嘉福之手,例如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为龙华烈士陵园、豫园、世纪大道等地的题字。不仅如此,他还擅长书画与碑帖的装裱修复。2016级古籍保护专业硕士、古籍保护学社社长李荣彪把赵嘉福尊称为一位身怀绝技的传统技艺大师:“古籍修复、书画装裱、碑刻、篆刻、传拓等信手拈来,一张宣纸、一把棕刷、一柄刻刀在老师手中总能幻化出无限可能。”

课堂上,赵嘉福从修复、装裱和碑帖三大方面来培养学生的古籍修复能力,主要是古籍修复与装订。而装裱侧重书画作品的托裱与装帧,碑帖则包括碑刻和拓片两方面内容。

对于教学,赵嘉福尽心尽责。平时下午1点的课程,赵嘉福往往12点前就到教室,以便为学生解答疑问。课堂之外,他还会指导学生书法和刻章。“这些东西都是有点相通的,也能培养他们对于古籍的兴趣。”

每当学生在学习中遇到问题,赵嘉福总是一句话 “不要怕,我来”。“只要老师出马,所有问题便迎刃而解。”李荣彪这样描述。但赵嘉福从不要求学生简单跟学跟做,而是鼓励学生多动手、多思考,体验不同的技法,不断发现、解决问题,从而找出最适合自己的操作手法。“赵老师是一位具有先进教育理念的师者。”在李荣彪眼中,这样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开拓眼界、取长补短,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最大的提升。

专注于古籍修复的特聘专家童芷珍自1973年开始在上海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工作,曾任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部主任。经过四十多年的工作积累,她修复过《左传》、宋刻《资治通鉴》、《永乐大典》等诸多重要典籍。近十几年来她投身古籍修复教学,曾赴港澳台多地传授古籍修复技艺。

来到复旦之后,童芷珍开设了古籍修复的基础课程。过去这个专业还没有课程教材,她就撰写古籍修复教材,目前南京两所学院也使用该教材。

童芷珍在授课时讲究因材施教。面对众多零基础学生,她从工具的使用入手讲起,再到修复材料、修复手法、装帧形式等。而对于少数已经有修复基础的学生,她还会另外“开小灶”,讲授更高阶的内容,并以更严格的标准来要求学生。而童芷珍对于学生们的评价也很高:“学生们非常聪明。理论思考和学术研究能力非常强。”她享受着教学相长的过程。

童芷珍强调,不仅要教授技艺,更要给学生传达正确的修复理念。例如,修复不但要把文字保存下来,还要把古籍中的信息保存下来,不要破坏原样,修复过程要贯彻保护性修复,“古籍都是文物。每一道工序,每一种手法,都要对文献是最佳的方法。”

“复活”开化纸 :中华古籍要用中国自己的纸张来修复

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学科建设的一个重心,就是对于国家重要文化遗产与技艺的研究,当前的核心课题是开化纸工艺恢复。

在中国传统手工纸中,开化纸因其细腻洁白、薄中见韧、寿命长久的特质而享有尊贵地位与国际佳誉。开化纸史称“藤纸”,其工艺源于唐宋,至明清时期趋于纯熟。当时宫廷内的诸多文书与刻本皆使用开化纸,例如清代时期的《康熙字典》《全唐诗》《四库全书》等著名典籍多由开化纸制作而成。然而这样一种宫廷用纸的制作工艺却由于历史原因而失传。

如今世界范围内最受认可的传统手工纸是日本和纸。世界主流机构基本也用这种纸张进行古籍保护修复工作。开化纸的失传使得中国缺失顶尖品质的手工纸。而对于古籍保护来说,不能使用源自中国的优质手工纸来修复象征中华文脉的古籍,更是一种遗憾。虽然开化县民间艺人已经尝试恢复开化纸工艺,但是人员设备、科学技术的缺乏使得研究受到很大的制约。

2015年起,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研究团队相继与开化县“开化纸传统技艺研究中心”、广州市《广州大典》中心合作,携手启动开化纸传统工艺恢复项目研究。2017年3月24日,“开化纸——杨玉良院士工作站”正式启用。

这个开化纸工艺恢复研究团队由杨玉良牵头,集结了多个领域专家,不仅包括专注手工纸研究的文博系教授陈刚,潜心古籍研究的图书馆研究馆员杨光辉、副研究馆员乐怡,还聚集了科学领域的专家,如生物学教授钟扬的团队,微生物学教授钟江的团队,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化学博士余辉等。除此之外,“开化纸传统技艺研究中心”也将提供实践支持。

这样一种品质优良、能保存千年的开化纸若能重现,就能实现用中国自己的纸张来修复中国古籍,为古籍修复提供重要的材料保障,提升中国古籍修复的民族自信心与国际影响力。开化纸工艺的恢复不仅仅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具有深远意义,也将对纸张相关产业形成一定的经济推动力。通过有效提高纸张制造水准,让更多领域共享顶尖水准的手工纸张。

在这次版画展上,一张摇篮中静静躺着古籍的藏书票,在倪建明眼中,寄寓了学生对古籍的热爱,也象征着古籍保护工作应该从孩子开始培养。或许,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正像这只摇篮,带领青年学子走上古籍修复之路,并用现代科技保护古老典籍的未来,延续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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