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晶晶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7/12/29 9: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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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彩2017人物篇:大爱忘我 谱“红”色华章

 

红色代表热情,也意味着忠勇。这恰恰也是科学探索所离不开的两种精神。如果说天才等于百分之一的灵感和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那么,这背后隐藏的,一定还有百分之百的赤诚、热情与坚持。

对于一大批中国科学家而言,红色还饱含着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沉的爱。尤其是那些放弃国外的优厚条件,毅然回国,甚至放弃本专业,根据国家需求从零学起的科学家们,他们用自己的一腔热血抒写了一个时代的传奇。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一抹鲜艳的红,都无比动人。

“侠者”黄大年

1月8日,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黄大年因胆管癌逝世,享年58岁。

黄大年在英国学习和工作了18年。他曾经住在剑桥大学旁边的花园别墅里。2009年,他放弃英国的高薪洋房,作为特聘专家回到祖国。他没有选择科研资源更加丰厚的北京、上海,而是选择东北,成为母校吉林大学的全职教授。

由黄大年负责的“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项目”及相关领域科研攻关,国家财政投入数亿元人民币,是当时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科研项目中获得支持力度最大的一个。这是一份认可,更是一份责任。为了尽快让中国在这些技术上能达到国际水平,黄大年迅速会集起400多名来自高校和中科院的优秀科技人员,展开了一个又一个攻关,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

而这些年来,黄大年没日没夜地工作,他办公室深夜明亮的灯光被称为吉林大学地质宫“不灭的灯火”……

黄大年逝世后,习近平总书记对他的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黄大年同志秉持科技报国理想,把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作为毕生追求,为我国教育科研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先进事迹感人肺腑。


 

“玫瑰”李佩

1月17日,800多人在北京为99岁的李佩先生送行。这其中既有她的老朋友,也有“小”朋友,甚至还有因为看到李佩的报道自发前来的网友。

李佩先生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中关村的明灯”“最后的贵族”。甚至有人说,她的离开,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1917年底,李佩在北京出生,她是家中长女,下面还有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李家对子女管教很严,“因为教会学校管理严格”,他们便把女儿送进了教会学校。1936年,李佩从贝满女中毕业,经过一番抗争,父母终于同意她上大学,但要求必须上女子文理学院。李佩不为所动,她当时考上了北京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最后坚持选择了北京大学,进入“最时髦”的经济系。

1956年10月,李佩与丈夫郭永怀携带女儿,冲破层层阻力举家回到祖国,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到了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中。李佩的英文很好,回国后她一直从事英语教学工作,推动了新中国成立后自费留学的方式,把TOEFL的出题方式首次应用到国内。在高校英语教育人才普遍缺乏的情况下,李佩创办了“应用语言学”专业研究生师资班,并亲自担任导师,为该学科在国内的正式建立做出了开拓性工作。81岁她开创了中关村大讲堂;94岁时,她组织8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三开研讨会。

生命中的最后一年,李佩一天中大多数时光坐在朝南房间的沙发里,听助手李伟格给她念念报纸,去世三个月前,她还组织老朋友们到中科院力学所开会,讨论当下的热点问题。

和郭永怀一样,李佩用自己的力量书写着她丰富的人生。按照她的生前遗愿,二人合葬在中科院力学所。合葬墓碑上镌刻着16个字:一对伉俪,两种传奇,怀瑾佩瑜,师表后继。


 

“布衣”卢永根

3月14日下午,87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卢永根带着孱弱的病躯,在夫人徐雪宾教授的搀扶下走入中国建设银行营业厅。在银行柜台前,卢永根坚持了一个半小时,将20笔存款约693万元人民币转入华南农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的账户里。几天后,他又前往中国工商银行继续将剩下的积蓄捐赠给华南农业大学……卢永根夫妇将多年积蓄的800多万元全部捐给了华南农业大学,设立“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用于奖励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品学兼优的贫困本科生和研究生、忠诚于教学科研的教师等。

很多人不知道,卢永根慷慨捐赠的背后,是近乎苛刻的节约。他家里的摆设也非常简单,破旧木沙发、老式电视,还有几张椅子,用铁丝绑了又绑……

卢永根本可以将财产留给唯一的女儿,但他说:“党培养了我,将个人财产还给国家,是作最后的贡献。”

也许,在有些人看来,卢永根的这次行为有些“犯傻”,但实际上,他这一生都在屡屡“犯傻”——1949年新中国成立,卢永根本可以选择留在香港中产阶级的家庭中,做富贵公子,而他却选择回到百废待兴、一河之隔的广州,做一个普通的穷学生;多年以后,他跟随中科院院士丁颖前往北京,本可留在条件较为优越的中国农科院,但他此后选择回到华农,做一名普通的教师;改革开放后,他前往美国等地探亲,家人希望他留在条件优渥的美国,不必归国,但他依然选择回到国内,继续执教;1987年,中国农科院时任名誉院长金善宝向中央推荐他担任下一任院长,卢永根依然选择婉拒,坚守在华农的三尺讲台上……

在人生的众多关口,卢永根都选择了和一般人看似截然不同的“傻”样选择。他抛弃了太多常人眼中的功名利禄,选择了淡泊名利、潜心科研的“荆棘之路”。他选择放弃常人眼中巨额的金钱,选择了一生平淡简朴的生活。


 

“笨人”吴文俊

5月7日,数学界巨擘、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吴文俊在京辞世,享年98岁。

吴文俊1919年5月12日出生于上海。194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6年到中研院数学所工作。1947年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留学,1949年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随后在法国国家科学中心任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他于1951年回国,投身于我国科研事业。

回国后的吴文俊更是一腔热血,刻苦攻关。37岁时,他凭借在拓扑学上的杰出成就,与华罗庚、钱学森一起获得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38岁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上世纪70年代开始攀登数学机械化的高峰;世纪之交,捧得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

尽管在数学领域取得巨大成就,吴文俊却仍然自认是一个“笨人”,他说数学是笨人学的,“我是很笨的,脑筋‘不灵’”。说起自己的成功经验,他首先想到的是,“作研究不要自以为聪明,总是想些怪招,要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功夫不到,哪里会有什么灵感?”

正因为自认是“笨人”,所以吴文俊的勤奋非常惊人。上世纪70年代,为了解决几何定理机器证明和数学机械化问题,他从头学习计算机语言,亲自在袖珍计算器和台式计算机上编制计算程序。那时,他的工作日程是这样的,清早来到机房外等候开门,进入机房后就八九个小时不间断工作,下午五点钟吃饭,并利用这个时间抓紧整理分析计算结果,傍晚七点钟又回到机房工作,午夜时分回家。如此周而复始,他忙得竟忘了自己的60岁生日。


 

“苦行僧”南仁东

9月15日,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南仁东因病逝世,享年72岁。

在探寻星空奥秘的路上,南仁东24年如一日,在贵州的崇山峻岭间负任蒙劳,为“中国天眼”呕心沥血,燃烧到生命最后一瞬。

在“天眼”选址、论证、立项、建设的过程中,每一步都凝聚着南仁东无数的心血——为了选址,他走遍西南近百个窝凼,有一次,下窝凼时遭遇瓢泼大雨,眼看山洪就要冲下来了,他赶紧往嘴里塞了救心丸,连滚带爬地回到垭口,全身都湿透了;还有一次,他差点掉下悬崖,所幸被两棵小树挡住;台址勘察期间,为了更清晰地了解现场,掌握第一手资料,制定正确的危岩治理方案,年已六旬的他在没有路的大山里攀爬,遇到陡峭山顶,大家劝他在山下等结果,他却坚持要一起上去;2014年,“天眼”反射面单元即将吊装,他全然不顾自己年已69岁,坚持第一个做“小飞人”载人试验……

有一次,南仁东回到老家,他津津有味地吃着丰盛的家宴,感慨说:“好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太羡慕你们了,我就是个苦行僧。”

弟弟心疼地问:“哥,你又不缺钱,天天在大山里奔波吃苦,值吗?”他放下筷子,连声说:“值……值……值……”

“苦行僧”南仁东的心血没有白流。10月10日,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发布了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取得的首批成果,FAST望远镜探测到数十个优质脉冲星候选体。十九大报告中,“天眼”与“蛟龙”“墨子”“悟空”等科技成果一起,共同被列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丰硕成果。11月17日,南仁东被追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猪倌”王一成

9月15日,细雨蒙蒙。杭州市殡仪馆,哀乐低回。尽管没有通知,但全省各地的养殖户还是纷纷赶来送别还不到60岁的王一成。

王一成是浙江省最权威的猪病专家,为全省1000多个规模猪场做疫病防控医治服务。只要发现疫情,养殖户一叫,他便会不顾一切地赶去。即使是在医生通知他罹患癌症,不马上手术只剩两三个月的时候。

在即将住院手术前,王一成晚上接到养殖户电话,第二天一早就赶到养殖户家里。一上午解剖了10头病猪,逐一取样,忙到中午。留他吃午饭,王一成拒绝了,说时间紧,要赶回实验室检测。

王一成1982年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兽医专业,分配到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主要从事畜禽寄生虫病和传染病防治技术研究。为了追赶国际科技前沿,他于1997年赴美国阿肯色医科大学学习分子生物学技术。其间,他从事“冠状病毒RNA转录机理”课题研究,在病毒学领域国际顶尖杂志上发表了两篇高质量论文。阿肯色大学看好他的研究能力,希望他留下,甚至为他妻子提供定居美国的证明文件,但王一成拒绝了,“我的根在中国,我留在美国干什么?”

2003年4月28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省农科院调研,提出农业科技人员都应该到生产的主战场上去,通过一些行之有效的形式加入主战场……

听到这些,王一成“豁然开朗”,他激动地对妻子说:“我找到用武之地了,浙江的每个养猪场都是我的实验室。”从此,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并义无反顾地走下去,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追梦人”钟扬

9月25日,复旦大学生命学院教授钟扬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出差途中意外遭遇车祸逝世。按他的原计划,3天后飞向拉萨。他的遗言,让很多人泪流不止:“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

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是世界著名植物园之一,始建于1759年,至今收集约5万种植物,而钟扬在十几年前发现,邱园里居然没有一粒来自中国西藏的种子。在西藏采集种子的追梦人生自此开始。

16年间,钟扬的足迹遍布西藏最偏远、最艰苦、最荒芜的地区,哪里有需要寻找的种子,哪里就有他带队的身影。每一个种子样本都要收集5000颗种子,由于遗传之间的杂交问题,不同的个体和不同品种花粉之间有可能产生杂交。钟扬团队的做法是,两个样本空间距离不得少于50公里……

而这期间付出的艰辛却是难以想象。他们在野外的时候,早上饿着肚子,背着标本夹,带着砍刀。晚上找不到地方睡,也找不到吃的,最后,看到地上的萝卜,拿起来带着泥巴就吃了。为了采集被认为分布海拔最高的种子植物鼠曲雪兔子,钟扬和学生们不顾高原反应,攀登至海拔6000多米的珠峰北坡,这是中国植物学家野外采样的最高高度。

采种子在当下没有任何经济效益,甚至一辈子也不一定能看到它的用途,但钟扬却说:“一百年后可能会对人类有用,如果一旦消失,就再也挽救不回来。”

如今,这位辛勤的追梦人走了,而他留下的,是16年间在西藏行路50万公里足迹的故事,是4000万颗西藏种子填补世界种质资源库空白的故事,是30年教书育人培养一批又一批学生的故事……


 

“隐者”黄旭华

11月17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上,获评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的黄旭华,被习近平总书记邀请到身边就坐拍照,93岁高龄的他还登上了演讲台代表获奖者发言。

黄旭华是我国第一代核动力潜艇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作为中国涉密级别最高的人员之一,从他1958年进入核潜艇研制团队,到1987年以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的身份解密,这30年“隐姓埋名”的岁月,给了他的人生别样的色彩。

上世纪中叶,中国人有着强烈的造国产核潜艇的梦想。于是,研制核潜艇的“09”工程诞生了,黄旭华因具备出色的专业能力被秘密地召集至北京,迅速开始了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论证设计工作。

当受领研制核潜艇的使命后,因工作保密,他只能选择“神秘消失”。父母和8个兄弟姐妹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父亲去世,他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对于母亲,一别就是30年。黄旭华说:“我很爱我的母亲、妻子和女儿,我很爱她们,但我更爱核潜艇,更爱国家。我此生没有虚度,无怨无悔。”

1974年8月1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虽然造出了核潜艇,但黄旭华的步伐没有停歇。随后几年,他依然选择了“深潜”。1988年4月29日,中国核潜艇首次进行深潜试验。核潜艇最终到了水下极限深度,完成了4小时的深潜试验。这个世界上第一位亲自参与核潜艇深潜试验的总设计师即兴挥毫:“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本版文字由本报记者张晶晶整理,蒋志海制版)

《中国科学报》 (2017-12-29 第2版 人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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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2017/12/29 13:40:27 yao101yao
最后一位健在,就不要并列了吧
2017/12/29 13:22:59 onefatman
倘若能将他们的事迹融入小说中,以此来阐明这些科学家们的信仰,那该是什么样的小说呢?
目前已有2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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