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文静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7/12/22 9:5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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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记录亲历者口中的科学春秋

“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书影 

■本报记者 张文静

到2018年3月,“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以下简称“口述史丛书”)共计52种,54本将全部出版。从提出选题到全部出齐,历时十二载,这套要为“中国科学存信史,十年寒暑写春秋”的口述史丛书,终于即将宣告完成。

科学口述史,不能被忽略

“口述史丛书”的编写工作启动于2006年。那时,通过访谈形式记录科学家个人的科学研究经历,从而展现20世纪中国科学发展历程的想法,已在丛书策划人、湖南教育出版社编辑李小娜心中萦绕近十年之久。

20世纪是中华民族从黑暗中觉醒、艰难走向光明的世纪。当历史走进21世纪的时候,人们理所当然地把过去的世纪当作一个整体加以回顾、梳理和研究。然而,由于多种原因,历史学家的目光依然按照历史的惯性,更多地关注政治、军事、文艺等方面,却很少关注科学。

从1995年起,李小娜就在与涂光炽、陈国达、唐敖庆等老一辈杰出科学家的接触中,了解到近现代中国科学发展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而当时并没有关于近现代中国科学历史的系统的权威著作问世。于是,策划一套关于中国著名科学家的访谈录的念头在她心中萌生。

此后由于各种原因,这个想法一直被搁浅,直到2005年新闻出版总署“十一五”重点出版规划进行征集,她再次提出了这个选题。那时,恰逢国内口述史热潮逐渐兴起。在对这种体裁进行了研究后,经与樊洪业反复商榷,李小娜将这个选题定名为“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

“口述历史的基本方法是通过访谈者的访问,把当事人对历史事件的口述回忆记录整理成文。口述历史不仅可以大大补充文献资料记载的缺失,还可以展示和挖掘科学活动记录后面当事人的情感世界,有助于我们还原历史的全景。而当时的口述史图书,内容比较零碎,多是将焦点对准文化名人和政界人物,科学界是被人忽略的领域。”李小娜说,“所以,‘口述史丛书’若能出版,将成为第一套从科学家的记忆中挖掘20世纪中国科学史的大型丛书。”

2006年,当这个选题正式列选“十一五”规划后,李小娜立即从长沙动身北上赴京,寻找合适的编写者。在时任中国科学报社主编杨虚杰的推荐下,她见到了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研究专家樊洪业。樊洪业与李小娜的想法不谋而合,欣然接受了“口述史丛书”主编的重任。

“出于求真务实的目的,丛书编委我们没有延请那些名望很高但是既没有时间也缺乏研究的名家,请的都是年富力强、对科学史和口述史研究有较深造诣的专家,比如邀请了学识渊博、记忆力惊人,堪称‘科学史的活字典’的科学史专家王扬宗担任丛书副主编。”李小娜说。

2006年6月,李小娜携年轻编辑曹卓卓赴京,与樊洪业、李小娜、王扬宗、熊卫民、杨舰、杨虚杰、张大庆、张藜等人组成的丛书编委会在北京第一次开会,历时12年的丛书编写工作正式开展。

“不拘一格写人才”

“口述史丛书”书稿分为五种体例:一是口述自传,以第一人称主述,由访问者协助整理;二是人物访谈录,以问答对话方式成文;三是自述,由亲历者笔述成文;四是专题访谈录,以重大事件、成果、学科、机构等为主题,做群体访谈;五是旧籍整理,选择符合本丛书宗旨的国内外已有出版物重刊。

丛书的访谈对象不仅限于科学家,还包括科学相关岗位上的关键人物,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的重要决策者、组织者和参与者等。丛书内容几乎涉及中国所有的科学领域,特别是世界领先的领域,涉及新中国很多重大科学决策。

这种选材的广泛性,在王扬宗看来尤显特色。“樊洪业有过做中科院院史的经历,他知道科技界有一批管理者身上蕴藏着丰富的故事,比如曾经担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吴明瑜、中科院生物学部原副主任薛攀皋等;科学哲学家范岱年也在口述者之列,形成了《行走在革命、科学与哲学的边缘——范岱年口述自传》一书。这些口述者不是科学家,但他们同样经历了很多科学界的重大决策、重大事件,他们的叙述让20世纪中国科学史更加完整。”王扬宗说。

这种开阔的视野也让丛书的作者深有感触。在《从居里实验室走来——杨承宗口述自传》和《兵工·导弹·大三线——徐兰如口述自传》的作者边东子看来,就是“既有热点,也有冰点”,而自己写作的这两本书就是“冰点”。

“杨承宗是新中国放射化学的奠基人。他是伊莱娜·约里奥-居里夫人的学生,在回国前,约里奥-居里先生特意约见他,请他回去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要有自己的原子弹。’杨承宗回国后,为中国科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培养了大批放射化学人才。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放射化学这个研究领域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脉络。但他后来既没成为院士,也没成为‘两弹一星’元勋,他的名字渐渐不为人所知。中国第一枚地对地导弹‘东风一号’代总设计师兼代总工程师徐兰如也是如此。出版这种对中国科学事业作出巨大贡献但又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的书,很难获得经济效益,但这套丛书愿意‘不拘一格写人才’,可见其书写历史的诚意。”边东子说道。

王扬宗尤其提到这套丛书中的专题访谈录,认为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从最早的《中关村科学城的兴起》《从合成蛋白质到合成核酸》,到后来的《青藏高原科考访谈录》《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建设访谈录》《亲历者说“原子弹摇篮”》《亲历者说“引爆原子弹”》等,围绕一个主题,将众多参与者的不同角度的口述汇集到一起,形成了完整的历史全貌。”

严把规范,抢救史料

由于受到学识、修养、经验、环境、记忆等因素的影响,在口述史的采访整理过程中,口述者难免会有对史实忆述的偏差。为了达到“为中国科学存信史”的目标,丛书编委会对访谈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其必须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能与受访者在深层次上进行交流,而不是泛泛而谈。

“所以,这套丛书的访谈者主要从科学史研究者和资深记者中选择。”李小娜介绍说,“由于有经验的访谈者难觅,丛书编委会还对有一定基础的人员进行了口述历史访谈培训,从口述历史的规范、丛书的主旨、访谈大纲的制定、采访技巧、注意事项、实施步骤等多个方面进行指导,并制定了统一的编例。”

比如,编委会要求,各书的访谈内容要以口述者的科学生涯和有关活动为主,以家事、政事或其他社会活动等为辅,后者不得喧宾夺主;无论是访谈录还是口述自传,皆以口语述事,忌用文艺创作笔法;受访者口述中出现的史实错误,如果没有在访谈过程中澄清或解决,应由访问者加以必要的注释和说明,如对某些重要事件有不同的说法,则尽可能存异,并作必要的说明或考证,等等。此外,在书稿的标题、署名、序言、引言、注释等细节上,都作了详细规范。

“口述科学史在我国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我们从一开始就确定了统一的访谈和编撰标准,以保证书稿和出版质量,希望能在国内率先树立起口述史出版物的专业性和规范化标准。”李小娜说。

由于参与20世纪中国科学事业的老一代科学家都已是高龄,“口述史丛书”的编写者时时感到紧迫。“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贝时璋,原国家科委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等在接受了几次访谈后一直住院,后来钱、贝两位先生先后去世,访谈无法继续;有着红色传奇经历的前中科院地学部主任、著名地学家涂光炽,也在访谈进行了多次但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因病辞世。”李小娜说,这都为丛书编写者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所幸,这套丛书已经抢救了一批重要史料,这不仅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印记,也告慰了这些功勋卓著的科学家。据王扬宗介绍,丛书中的《黄土情缘——刘东生口述自传》一书内容其实就来源于刘东生自己主动留下来的录音记录,他用录音机录制下自己人生经历的叙述,此后没有人整理,直到这套丛书整理发表出来。

12年来,众多口述者与编写者一起,为“口述史丛书”的出版拼尽全力,严格把关,宁缺毋滥,过程虽艰辛,但在李小娜看来,一切都是值得的。“我们深信,这套丛书的科学价值、史料价值和认识价值,以及在口述史领域的探索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凸显,并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中国科学报》 (2017-12-22 第2版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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