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温新红

“百年中国的科学，有太多太多的行进轨迹需要梳理，有太多太多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樊洪业在“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下文简称“口述史丛书”）的“主编的话”里如是说。

如今，“口述史丛书”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下文简称“采集工程”）两套重量级丛书的出版，不仅展现了这一群体的画像，成为人们了解科学家故事、理解科学精神的渠道，更重要的是，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提供了大宗口述史料。

口述科学史与其他领域的口述史有什么不同？口述科学史的价值、意义和作用有哪些？本报记者采访了几位学者，他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读。

口述科学史的契机

近30多年来，相对于社科人文领域，国内口述科学史工作和研究要晚一些。这或许是因为相对于一般的历史研究，涉及比较专门的科学技术知识的科学史的门槛较高，其研究的开展就晚一些。

20世纪的中国，几代科学家登台，科学体制从建立发展到转折改革、现代科学技术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就。

和所有中国人一样，科技知识分子同样经历了跌宕起伏的20世纪，亲身经历了这个世纪科学事业发展且做出过重要贡献。他们有很多五味杂陈的往事，还是许多国家重大事件，尤其是重大科技活动的关键当事人。

将他们记忆中的这些历史留存下来，“对报刊、档案等文字记载类史料而言，不仅可以大大填补其缺失，增加其佐证，纠正其讹误，而且还可以展示为当年文字所不能记述或难以记述的时代忌讳、人际关系和个人的心路历程。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失败挫折和灵感顿悟，学术交流中的辩争和启迪，社会环境中非科学因素的激励和干扰，等等，许多为论文报告所难以言道者，当事人的记忆却有助于我们还原历史的全景。”樊洪业表示。

2005年，《束星北档案》面世，物理学家束星北的经历带给中国读者太多震撼。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王扬宗认为，这正是口述科学史发展的一个契机。

2006年，湖南教育出版社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热点，找到樊洪业，共同策划了“口述史丛书”，这套书可以说是中国首套从科学家头脑记忆中挖掘20世纪中国科学史的大型丛书。

但是，樊洪业认为，没有行政力量的支持，单纯靠学术界和出版界的临时合作，即使像“口述史丛书”已有50多种图书，成绩仍然很有限，并难以为继。

2010年，国家科教领导小组启动了“采集工程”，由中国科协牵头，14个部委共同实施的抢救中国现代科学史料的大型长程计划。这是科学史料建设可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希望。

中国科技大学特任教授熊卫民也认为，这两套丛书的出版，是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出版社这些科学社团、学术机构、企业布置任务之结果，起到了“任务带学科”的作用。

另一方面，他认为，国内口述科学史的迅速发展，还与樊洪业、张藜等学术带头人的号召、组织密切相关。当然，也离不开一批专业人士的热情参与。

史料的抢救

对于口述史的定义，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但对于樊洪业来说，口述历史就是口述史料。推动口述史工作，目的在于推动为科学史研究服务的史料建设，而不是要建立一门独立的史学分支。

樊洪业在为“口述史丛书”写的“主编的话”，标题就是《以抢救史料为急务》，“史料，是治史的基础”。正是基于这种观念，他认为，根据20世纪中国科学史研究的特点，搜求新史料的工作主要涉及文字记载、亲历记忆、图像资料和实物遗存这四个方面，而不仅仅是亲历者的记忆。

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史料建设在中国，各个学科领域的挖掘和整理的力度大不相同。党史、革命史，一直最受重视；文艺史料和出版史料也挺火；教育史料也一直有它的传统。相比而言，科学史料就差得太远了。

樊洪业如此重视史料，是有历史背景的。

“口述科学史有其特殊的史料价值。”王扬宗表示，口述史是个人亲历的，和我们一般接触的材料最大的不同，是有比较浓厚的个人色彩。

而这正是中国公开的档案中缺乏的，档案中几乎没什么个人的内容。这和国外档案有特别大的差别，王扬宗说国外档案馆有大量的个人资料，如科学家的手稿、日记、来往书信等，近年来还有音频视频等资料。而我国科教机构档案以机关文书单位和科研档案为主，不重视科学家的个人资料。

近些年虽然开始重视建立名人档案，但王扬宗认为，相关制度还不健全，大量科学家个人资料被当作废纸处理从而流失了。所以，一方面要鼓励学校、学术机构等积极收集并做好资料管理。另一方面，个人也要放下包袱，愿意将自己的资料交给相关单位或者机构保存。

“保存史料是基础，非常重要，是在保存历史当事人、见证人对历史事实的叙述。”做了10多年的口述史工作，熊卫民对口述史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除了历史事实，还要保存观点。

深入地研究历史，往往要考察历史当事人的心理和动机（兴趣、利害计算）等。而保存观点，就包括历史当事人、见证人对历史事件的感受、分析、评价，乃至对原因、动机等的猜测。

“这同样也很有价值。人非草木，对于外来的力量，怎能没有感受，没有观点？他们当时的看法、考量、应对，直接影响历史走向。把那些东西挖掘出来，能让人们更为深入、准确地理解逝去的时代，有助于培养读者的历史感。”熊卫民表示，含有保存观点的口述历史，会更生动、更活泼、更深入，更能给读者以带入感，给人以启迪。

接近更真实的历史

“我这一生中很多事情都开了个头，但未等到结果就不得不放弃。”北京大学原校长丁石孙在他的访谈录里曾这么说，至于原因，知道了他的经历，就知道了为什么。

不用说，每部口述史都包含了这些鲜活的个人记忆。口述科学史，可以看到科学家的曲折道路，他们有很多遗憾，很多失败，他们有恣意的青春时期，也有迫不得已、随波逐流之时，他们有心情沮丧、情绪低落的时候，也有心无旁骛坚持科研的时候。他们的学术道路或许与他们的天分和坚持努力分不开，但在生活中就是普通人。就像数学家吴文俊，在一段时期，也曾想放弃数学研究。

王扬宗认为，口述史对科学家的形象有所更正，剔除了一边倒的正面宣传。

科学家的正面形象在普通人心目有比较大的影响，一些报告文学，往往只讲科学家的长处，不讲短处；只讲光辉处，不讲平凡心；只讲优点，不讲缺点；只讲成功，不讲失败，而这样的科学家肯定缺乏可信度。

而口述科学史，在对科学家传主的访谈时，“他们通常不会自吹自擂。于是，在这类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们在行进时有成功有失败，在选择时有个人利害的考量，趋利避害，既理想又现实，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熊卫民访谈了几百位科学家及科研管理者，对此深有体会。

“口述历史不长于提供数据，而长于讲述故事。它能把很多看似无关的点串起来，让人和人、事情和事情关联起来，甚至产生因果关联，从而把无趣的、僵死的点变成活生生的、有趣的故事。”熊卫民表示，口述史能提供观点，能甄别史料和档案等文字记录、实地考察等方式相互补充、相互印证，共同造就更为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