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文利 梁智勇 董琳 庞钧译

◆刘彤华小传◆

北京协和医院病理科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1929年11月13日出生于江苏无锡。1953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擅长淋巴结病理、消化道疾病病理、内分泌病理等的诊断，对胰腺肿瘤特别是胰腺癌的实验性基因治疗方式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开展了内分泌肿瘤的分子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研究。“胰头癌对胰内胆管环形壁内浸润”和“人胰腺癌细胞分子生物学及细胞生物学特性的研究”分别获1985年和1993年卫生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人胰腺癌细胞分子生物学及反义基因调控对其恶变表型的逆转”获199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993年被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授予“协和名医”称号，1995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北京市优秀教师，1998年获得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2003年获“首都劳动奖章”，2005年获中央保健委员会“特殊贡献奖”，2006年获北京协和医院卓越贡献奖，2007年被评为北京协和医院杰出贡献专家。此外，还获得了中国科协先进工作者、北京市三八红旗手标兵、北京市爱国立功标兵等多项奖励。

“昔日江南无锡一才女，如今霜染两鬓名院士。显微镜为伍、放大镜做伴，窗外万事不纷扰，一心一意病理片。她以大智大勇向一个个惊涛骇浪发起质疑，她用火眼金睛将善恶自然分在两端。从事病理诊断研究50年来，她的意见成为全国病理诊断的金标准。”这是刘彤华教授2007年荣获北京协和医院“杰出贡献奖”时的颁奖词，寥寥数字，却生动勾勒出她潜心病理学研究辛勤耕耘的一生。

“既然不能选择临床，那就选与临床离得最近的学科吧！”

20世纪50年代初，医学高级专门人才奇缺，“高级师资训练班”应运而生。按照当时的规定，所有的医学生只能报基础学科。“既然不能选择临床，那就选与临床离得最近的学科吧。”从小立志要做医生的刘彤华选择了介于基础与临床之间的病理学。而此时远在北京的协和医学院病理系主任胡正详教授正在举办全国病理学“高级师资训练班”。即将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刘彤华毫不犹豫地在志愿书上填上了北京协和医学院。

1952年，刘彤华从上海来到北京，跟随胡正详做病理学研究。胡正详严谨治学的态度、敬业奉献的精神、临床和基础相结合的思维，乃至每天工作到深夜、从来没有节假日的作息习惯，都深深影响了刘彤华。胡正详说过的一句话——“研究科学的人要沉浸在科学里，里外渗透，不能分心”，让刘彤华铭记了一辈子，坚守了一辈子。

1957年，北京协和医学院与中央卫生研究院合并成立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老协和临床前期的部分学系并在一起组成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病理系并入其中。1969年，在“林彪一号命令”之下，实研所被迫迁往四川简阳。刘彤华因为是军人家属，不在迁离之列。加上她多年来一直负责协和医院的病理业务，便留在了协和医院。

实研所病理系迁往简阳后，几乎将所有的仪器设备、档案资料，包括尸检档案和尸检大标本全部带走，只给刘彤华留下了几间空荡荡的屋子和两名技术员。“外检病理档案是协和病人的资料，是协和的财富，留在医院才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刘彤华据理力争，将27万份外检病理档案留在了协和。几年后，在原实研所病理系一位党支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已搬到简阳的尸检档案也顺利地回到协和，这为以后的病理教学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脱离了母体的婴儿不仅要独立活下去，而且还要活得好。”抱着这样的信念，刘彤华开始了协和医院病理科的建设工作。开创性的工作总是充满了艰辛与挑战。人手不够，刘彤华就亲自干起技术员的活儿。每天早晨7时，她准时第一个来到医院，把浸蜡的标本包埋成蜡块，便于技术员上班后切片制片，以节省时间。白天，刘彤华要处理大量的阅片及报告。遇上疑难病例，她晚上还要留下来反复查资料。陆陆续续到科里的年轻人深受刘彤华的影响，全都夜以继日地工作，病理科的灯常常亮到深夜。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协和医院的尸检例数每年都能达到200例。“刘彤华教授亲自参加每一例尸检，在全国各地疑难病理会诊时也积攒了大量的标本。她将这些大体标本和组织蜡块全部编号保存，到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制作成了一套包含十多个系统的国内头一份教学幻灯片，全国各地病理科争相索要。”跟随刘彤华30多年的技术员王德田回忆说。

现在，从1916年起的协和全部尸检档案，从1917年起的全部外检档案，一共110多万份，全都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协和的档案柜里。外宾来协和参观时，无不对这些“稀世珍宝”表示羡慕，对刘彤华的工作表示钦佩。有人感慨地说，与其说刘彤华保留的是一份档案，不如说保留的是一种学术传统。

“在病理诊断中，凡没有百分之百把握的，决不轻易下结论。”

病理医生做诊断，要承担的压力和风险并不亚于临床。在当下医患关系紧张的情势下，或由于经验不足，或出于规避责任，一些病理科医生对跨界或有争议的问题常不敢下定论，病理报告中有时会出现“可能为A或B，但也不排除C”这样模棱两可的诊断。因此有学者撰文，将这种“穷尽多种可能”的病理报告戏称为“金标准的灰色地带”。然而，刘彤华签发的任何一个病理报告都有明确的诊断，体现出干练、精准、坚定、果敢的“刘氏”风格。

从事病理事业60余年，经刘彤华之手阅过的片子、签发的报告达30万份之多，她却极少发生差错。生病固然不幸，但如果其病理切片恰巧到了刘彤华手中，这位病人又是万幸的。在病理界和老百姓那里，口口相传着许多刘彤华“精准诊断”的故事。

上世纪90年代，一块辗转北京数家大医院均不能得到确诊的病理切片被送到刘彤华手中。会诊之后，经仔细阅片，她写下了“颈部淋巴结转移性鳞癌”的诊断。可在接下来的全面体检中，临床医生始终找不到病人的原发肿瘤病灶。病人和临床医生都对转移瘤的诊断心存疑惑，再度请来刘彤华重新阅片。第二次阅片的结论没变，但刘彤华补进去“建议查口腔”5个字。最后，口腔科大夫在病人的牙龈处发现了一个很不起眼的原发肿瘤病灶。

1991年，一位来自外地的女孩因发热、耳闷和鼻咽肿块，被当地医院诊断为鼻咽癌。无奈之下，一家人赶到北京求医，可所到之处都说无法排除恶性肿瘤的可能。接下来的一个月内，刘彤华先后3次为该女孩复查病理切片，并明确告知其为重度炎症，只需复查鼻咽部。2001年元旦，刘彤华收到这位女孩的母亲寄来的贺卡，上面写道：“尊敬的刘老师，10年来我女儿复查全部正常，是您为我女儿摘掉了癌症的帽子，使她免受了放疗之苦。”

“她的表达总是简洁明了，但又蕴含着最多的信息。她注重细节，但又不拘泥于细节，她的意见已经超越了技术层面，上升为一种艺术。”一位年轻的病理科医生说。与其说这是能力，不如说这是责任心的体现。曾在协和进修的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病理科主任王立峰，多次看到刘彤华教授签发术中冰冻报告时的果断，深深为之折服。

一位21岁的未婚女青年，阴道出血十余天，宫颈内发现有3毫米×5毫米大小的菜花型小肿物。刘彤华写下了8个字的诊断：子宫内膜间质肉瘤。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8个字就意味着患者须切除子宫及附件，将永远丧失生育能力。王立峰私底下为刘老师捏了把汗：“万一不是恶性，这该有多大的风险呀？”一个月后，患者接受了手术，术后大病理证明了刘彤华的诊断准确无误：子宫内膜高度恶性间质肉瘤伴异源性分化，浸入子宫肌层。

“在病理诊断中，凡没有百分之百把握的，决不轻易下结论。她这种科学态度至今深深地影响着我。”曾于1962年在协和进修、受过刘彤华指导，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第三军医大学野战外科研究所王正国教授说。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老主任马遂教授也有同感：“针对当前有些浮躁的社会习气，诸如论文造假、临床诊断草率等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刘彤华等老一辈协和人学习，学习他们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科学精神。”

“时刻把自己当作一块干海绵，随时准备吸收大量水分。”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刘彤华的博士生钟定荣在值班期间收到了一份妇科子宫诊断性刮宫的病例。这位女患者52岁，因停经4年后阴道出血1年多就诊于协和。根据病理形态，她的病像是胎盘部位滋养叶细胞肿瘤、腺癌、恶性中胚叶混合瘤、血管周上皮样肿瘤，还像子宫内膜间质肉瘤伴性索分化。到底是什么呢？免疫组化后，钟定荣仍觉得不好区分，科里教授的会诊意见分歧也很大。这种情况下，钟定荣决定端着切片请教79岁高龄的刘彤华教授。刘彤华仔仔细细看了全部切片后说：“我也没见过这种形态的疾病。我查查书和文献再说吧。”

过了两天，刘彤华将一篇于2008年4月发表的英文文献送给钟定荣阅读，同时补开了几项免疫组化。钟定荣非常吃惊的是，文献所描述的病理形态与手头这一例有很大的出入，但免疫组化的结果却惊人的一致。最终，这位患者被诊断为类似卵巢性索肿瘤的子宫肿瘤。最新文献统计，该类肿瘤全世界文献报道仅50余例，该例为国内第2例。钟定荣更吃惊的是，文献都说该类病例绝大部分为良性，但刘老师坚持认为这一例为低度恶性，建议子宫切除。一个月后，切下来的子宫完全证实了刘彤华的判断：基底部浸润性生长，并见脉管瘤栓形成。

每当想起这件事，钟定荣心里总会涌起无限感慨：一是德高望重的刘老师在学生面前敢于说自己不懂；二是刘老师在79岁高龄仍对文献追踪得这么及时；三是刘老师对一个新病准确的预判断——这是一位老到的“猎手”的敏锐嗅觉，更是她50年经验的厚积薄发。

“时刻把自己当作一块干海绵，随时准备着吸收大量的水分。”有人这样形象地形容刘彤华。

“临床病理诊断应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

刘彤华从医60余年来，始终站在病理学科学术的制高点上，引领和推动中国病理学事业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刘彤华配合陈敏章教授在国内率先开展内窥镜技术，制定出的胃黏膜活检诊断标准一直沿用至今，显著提高了胃癌的诊断水平；配合曾宪九教授在国内率先开展细针穿刺活检快速诊断胰腺癌、胰岛素瘤代替术中冰冻切片，避免了胰瘘等损伤，提高了这些疾病的诊断正确率。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与内科张孝骞教授、陈敏章教授，外科曾宪九教授、钟守先教授，放射科张铁梁教授等一起创建“胰腺诊治协作组”，成功开展了多科协作。在此基础上，她后来又在消化道疾病、内分泌肿瘤、胰腺癌、肿瘤基因治疗等领域不断取得一系列开创性成果。

1980年9月到12月，受英国皇家内科学院邀请，刘彤华随同曾宪九教授、陈敏章教授一起来到英国，参观访问了英格兰和苏格兰大多数著名的大学和医院。这次英国之行是刘彤华一生中在国外逗留最久的一次，最令她高兴的是她拿到了开展免疫组化研究的“第一桶金”。

当时已在神经内分泌领域成绩斐然的Polak教授，赠给刘彤华多种肽类激素抗体，使协和对内分泌肿瘤免疫组化的总结成为在国内建立该病理新技术的第一块试验田。由于普通的染色办法无法显示神经内分泌细胞，早在1978年到1979年，刘彤华就指导她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建立了免疫组化方法并最早用于胃泌素抗体研究。当国内市场上出现商品化的抗体时，协和已将这项技术用于日常外检。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刘彤华敏锐地认识到分子生物学将是病理学新的发展方向，随即多次派出年轻技师和医生学习分子遗传及分子生物学先进技术，组建了分子生物实验室，将传统的形态学病理与分子生物学紧密结合起来，将多项新技术应用到临床诊断中。

21世纪，随着临床个性化医疗时代的到来，刘彤华看到了肿瘤生物靶向治疗上的前途，率先在国内提出了靶向治疗需要靶向诊断的理念。2003年，由刘彤华挂帅的国内第一个分子遗传病理实验室在协和建成，在肿瘤靶向治疗的基因检测和分析方面均居国内领先，吸引了多个国际知名药厂慕名前来，将其全球性肿瘤靶向药物的临床试验放在协和。协和关于靶向诊断的研究迅速在乳腺癌、胃癌、结直肠癌、肺癌等多种疾病领域铺开。这些尝试，不仅拓展了病理学的发展方向，提升了病理医生在疾病诊治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为发病率日趋增高的肿瘤患者带来了福音。

由于在胰腺癌病因学和基因治疗学领域的杰出贡献，1999年，刘彤华被增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4年，一名因骨痛7年伴活动障碍并发现右股骨下端占位的52岁患者在协和接受了手术治疗，术后病理发现增生的纤维组织及异常结晶沉积。由于对该病变不认识，钟定荣与上级大夫以描述性诊断的方式发了病理报告，考虑为代谢性疾病。但在临床病例讨论会上，这一诊断遭到临床医生的质疑。带着疑问，钟定荣请教了刘彤华。第二天，刘彤华把钟定荣叫到办公室，从一个发黄的笔记本里翻出一个“342805”的病理号，说：“你把这个病理切片调出来看看，和你这个病变是同一类。”随后，刘彤华又从一叠文稿中抽出一篇交给钟定荣：“这是该病例的个案报告，你看完后还给我。”

接过文章，钟定荣发现，这是一篇由张孝骞教授和刘彤华教授合作完成并于1980年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上的个案报道。也就是说，这个病例至少在25年前就已经由刘彤华诊断过了。她居然能如此准确地找出20多年前的一个病理号！后来的文献查阅更让钟定荣吓了一跳：这个病例居然是由刘彤华诊断的中国首例肿瘤性骨软化。在刘彤华的指导下，钟定荣等将肿瘤性骨软化病例积累到34例，并率先在国内描绘了肿瘤性骨软化病例的多种形态。迄今为止，这种病在国际上报道仅100余例。

刘彤华说：“胡正详老师经常教导我，对某种病变或疾病能总结100例，才能做到心中有数。临床病理诊断应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才能最终掌握它。这么多年来，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凭借多年的经验和知识积累，刘彤华在1994年主编出版了国内第一部《诊断病理学》专著，深受全国广大病理工作者的喜爱，被誉为是临床病理工作者的必备参考书和“武功秘籍”。

▲1952 年，刘彤华（中右三）与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系高师班师生合影。

▲1993年刘彤华在实验室。

▲1982年4月8日，上一医参加病理会议，刘彤华（右）与刘爱民大夫看片。

刘彤华:妇科肿瘤学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郎景和

刘彤华教授是闻名遐迩的病理学家、我们尊敬的师长，她对妇科学，特别是妇科肿瘤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在给青年医生讲课时，常常说一句略带调侃的话：年轻的外科医生什么都知道，却什么都不会做；年老的外科医生什么都会做，却什么都不知道；病理科医生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会做，却都是在最后。可以理解为年轻的医生更需要实践，年老医生不应忘记继续学习，病理科医生不仅仅是作结论，也在于积极地指导临床诊断与处理。在数十年的工作中，在与病理科的合作中，在刘教授的言传身教中，我深刻地体会到病理在妇产科学发展中的重要性，逐渐领悟一个妇科医生懂得病理知识的必要性。

在林巧稚大夫和刘彤华大夫的倡导下，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妇产科就派遣有一定临床经验的妇产科医生唐敏一大夫到病理科工作，专攻妇产科病理，并强化了两个学科的密切联系。从大体观察到镜下检查、从咨询会诊到讨论著文，使我们妇科医生有了牢固的病理学观念和不断丰富的病理学知识，这种观念和知识甚至包括如何保护和处理切除的组织标本。记得刘大夫曾告诫我们：组织标本在手术台上是属于外科大夫的，切下以后是属于病理科大夫的（The specimen belongs to surgeon on the table, but it belongs to pathologist off the table）。所以，我也常以此要求我们的下级医生，不能把切下的标本乱切乱取，以免影响病理取材和诊断。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我们养成了重视术中大体观察、初步判定，并与最后病理诊断相对照印证，提高诊疗水平。正是在这一观念引导下，我写了《卵巢肿瘤的术中诊断》（中华妇产科杂志，1993，29(6):375）一文，旨在引起广大妇科医生对病理的兴趣和重视。我们还在《中华妇产科杂志》连续开辟病理专栏，发表《妇产科医生要懂病理》的述评，在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下设了妇科病理学组。在协和医院，继唐大夫之后，又有朱燕宁、孙耘田等在病理科完成了研究生学位，现在都已成为有造诣的妇科病理学教授。我科王友芳教授、刘珠凤教授等也都在病理科学习与工作过一段时间，对其日后工作颇有裨益。

令人赞叹的是刘彤华大夫（我们更愿意称她为大夫）非常丰富的临床病理经验。刘大夫掌握病理学全局，对妇科病理诊断亦独占鳌头。很多疑难的、有争论的病理切片，经刘大夫过目，便可拍板定夺了，这使我想到美国的Scully、英国的Fox，我以为刘大夫可以堪称与之媲美的病理学大师。刘大夫还以其真知灼见，瞄准学科前沿，推动技术进步，如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及“十一五”国家支撑项目的“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涉及到重要的在位与异位内膜以及病灶的病理研究，这些都是在刘大夫的直接指导下完成的，后来获得了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我曾向刘大夫表达感激之情，刘大夫却谦逊地说“我没做什么……”这反倒更使我感动不已。须知，没有刘大夫的指导，我们怎么可能很好地完成这一重要项目和取得如许的成绩呢！子宫内膜异位症虽然是良性病变，但亦有1%的恶变几率，特别是关于不典型子宫内膜异位症（aEM）的认识，将这一良性疾病可以发展成恶性病变的演化过程显露出来，即aEM可能是良性变恶的“交界”状态，这无论从病理上抑或临床上都有重要意义。刘大夫、郭丽娜大夫等在国内首先报告和描述了aEM（见《中华病理学》杂志，2001，30（3）：169-172），引起了两个学科广泛的关注。在刘大夫的指引下，在陈杰教授、崔全才教授和郭丽娜教授等的具体指导下，妇产科的很多研究生、医大学生的研究课题和科研训练在病理科得到良好的开展，取得了不少有意义的结果和结论，形成了良好的科际合作。

更值得我们诉说的是刘彤华教授作为《林巧稚妇科肿瘤学》第一副主编所作的巨大贡献。这并不是非常厚重的书著，却被公认为巨著，那是因为它的初版和学术价值——1982年林巧稚大夫在病床上策划、审阅稿件并作序的《妇科肿瘤》出版，继而在1993年、2000年更名为《林巧稚妇科肿瘤学》第二、三版出版，连利娟为主编，刘彤华、刘炽明、郎景和为副主编，作者皆为北京协和医院或中国医学科学院相关专家。

从书中不难看出，除了丰富的临床材料和全面、深入、先进的观念和论述以外，病理学的内容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其中更以刘大夫的论著熠熠闪光、光彩夺目。如卵巢未成熟畸胎瘤恶性程度的逆转、卵巢内胚窦瘤和卵巢浆液性交界性瘤等章节，都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有些是刘大夫、唐大夫等在国内首先报告的较少见的卵巢肿瘤，如卵巢小细胞癌、卵巢硬化性间质瘤以及输卵管癌等，亦具特殊学术价值。正是这些名家名作使《林巧稚妇科肿瘤学》被业内同仁誉为“红宝书”（第二、三版封面皆为红色），受到青睐，屡印不衰。到2006年又第四次再版，刘大夫却谦让淡出，举荐郭丽娜大夫接任副主编。但每一位妇产科大夫、妇科肿瘤工作者在捧读这部专著时，都会由衷地感谢刘大夫为此付出的辛劳和心血！

记述一位其他学科的专家和师长对于我还是很少见的，只是因为刘大夫对我们学科的发展卓而不凡、功不可没，不诉不快、不记为过矣。刘大夫的贡献融入到我们每天的临床诊治过程中，正像她的智慧凝聚在细微的观察里。我们叹服刘大夫的眼力，更为她的敬业精神、科学作风所激励，更好、更快地发展妇产科学。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名誉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