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红枫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6/5/25 9: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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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须有的“啦啦队员”
一场误会引发对培训未来科学家的思考

参议员Flake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啦啦队员研究的批评是错误的,他忽视了联邦经费对未来科学家的支持。图片来源:Penn State/Flickr

参议员Jeff Flake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将110万美元的资金浪费在啦啦队员研究项目上。但这句话中,唯一正确的可能只有这位参议员的名字。

近日,Flake公布了一份长达85页的题为《二十个问题:让你挠头的政府研究》的报告。这份报告讽刺了NSF、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其他机构支持的20项研究,成为美国共和党人连续“炮轰”单项联邦拨款的最新一击。

Flake希望这份报告能够支持他的观点,即政府机构需要“就科学资金如何花费制定更好的策略”。当他首次向记者展示这份报告时曾大声质疑:“请解释为什么当我们需要埃博拉或寨卡疫苗时,却要在啦啦队员研究上花钱?”

事实上,正如Flake所说的那样,NSF并没有花费100万美元寻找“啦啦队员组队出现是否更加具有吸引力”这一问题的答案。

或许,更加重要的是,NSF花费这些资金是为了解释一个更加重要但有时却在两党围绕政府研究花费的激烈争议中被忽视的问题:将这些资金的一大部分用于教育下一代科学家。这些学生在很多学科方面得到了培训,参加了各种各样的研究项目,其中一些对于政治家来说似乎存在可疑之处。而在毕业后,他们会用自己的知识促进经济、改善公共健康、保护国家安全以及维持该国在全球科学领域的领导地位。简言之,当政治家们把目光聚焦在政府的投资是否会带来经济利益时,将资金投入到更多训练有素的科学接班人身上可谓是更加可靠的“赌注”,尤其是考虑到基础研究的投资很多时候无异于向黑处放枪。

并不存在的啦啦队员

这是关于Flake所攻击的论文和拨款的内部消息。Edward Vul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心理学教授以及上述文章的通讯作者。他也是2012年NSF资助的研发“可验证安全自动化网络物理系统”的4位项目负责人之一。换言之,Vul的研究旨在通过让人们及时获得信息,从而让自动驾驶汽车更加安全。

Vul的部分研究涉及预测驾驶员出错的方法,“这样一来,控制系统就可以知道何时将驾驶接管过来。”他说,他的行为学模型表明,驾驶员“会将一个场景的个别元素误判为那个场景中所有元素的平均情况。”

但是这与啦啦队员有什么关系呢?Vul解释说,如果他的模型“是对感觉的普遍描述,那么它就能够预测面孔以群体形式出现时更加吸引人……我们称其为啦啦队员效应。”

这一词语来源于一部流行连续剧《我如何遇见你母亲》中的一幕,其中主角讲述了他的约会经历。“啦啦队员效应就是当一群女人在一起时看起来非常性感,但也仅仅是当她们以群体出现时。”由Neil Patrick Harris饰演的Barney Stinson在剧中说,“和啦啦队员一样,他们看起来很性感,但如何单个来看,就像雪橇犬一样。”

Vul在与伯克利大学研究人员向NSF递交其CPS经费申请之前,希望验证这一想法。因此,他和一名叫作Drew Walker的研究生请圣迭戈分校本科生对数千名个人的吸引力进行评分,其中包括男性和女性,图片中有单人出现的,也有以群体出现的。

在记录中,Vul和Walker发现一种微效应:“足以遇见吸引程度在49%到51%之间的人。”他们在相关研究成果于2013年10月发表于信息科学学会在线期刊后,在圣迭戈分校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所以,“啦啦队员”并非这篇论文的一部分,而是出现在该论文摘要的第一行。因此,它受到大量媒体报道并不奇怪。

学生第一

在近3年后,这篇论文还吸引了Flake的员工的注意,因为它被列为NSF的2012年资助项目名单之一。然而,实际上,Vul表示那名叫作Wlaker的研究生从未参与CPS拨款项目,该项目让Vul得到了12万美元的为期3年的拨款。

无论那笔资金究竟是如何使用的,都不能掩饰Flake关于浪费联邦资金的错误说法。更重要的是,它表明,大多数联邦研究资金的确对获得该经费的高级科学家及其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提供了支持。

Vul估计,所谓的“啦啦队员”项目花费了大约4000美元的政府拨款,这是以人作为研究对象以及用来分析研究结果的计算的花费成本。他还给出了自己从CPS项目中得到的薪水,3年2.9万美元。而这笔资金的大分(71%)则被用于给他的两名博士后支付工资,Vul说。他指出,其中一名博士后在一家与美国海军有合作协议的公司工作,旨在改善人与潜水艇及其水下自动化设备的交互。而这是很多国会议员希望看到的。

现在,Vul并没有得到NSF拨款,但是他的实验室正在继续研究人们在环境中感知的类似性是如何形成的。这一研究得到了谷歌公司的支持,该公司在自动化驾驶汽车领域投入了大笔资金。

Vul表示,在Flake公开其报告进行抨击之后,他并不介意随之而来受到的媒体“轰炸”。他表示自己并不后悔在2013年的研究中用了那个吸引人眼球的短语。“那个词汇让媒体更容易关注到它,有助于让公众了解我们做了什么。”Vul说,“但我想我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琐碎研究?

当然,Flake及其员工原本有机会了解这些研究背后的细节,如果他们能够咨询Vul,或者是被他标注上“琐碎、不必要或重复性”标签的20项研究的其他任何作者。如果在其5月10日的媒体发布会之后,Flake能够参加参议院商业、科学和交通运输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就能了解得更加全面。此次听证会聚焦点是提高联邦资助的研究项目的薪水,来自两党的法律制定者和见证人均认为,类似研究的最大受益人可能是其创造出的掌握技能的科学生力军。

“政府资助基础研究,也培育产业界需要的将这些想法转变成商业产品的英才。”微软科研副总裁以及该公司基础研究实验室负责人Jeannette Wing说。人才缺乏限制了微软的创新能力,Wing在回应该委员会主席、参议员John Thune的问题时说。“我们现在面临需求颇高,但适应相关工作的人才供应不足的问题。”她说。

该参议院听证会见证人认为,美国移民和税收政策应该改变,使那些在美国得到培训的外国科学家在获得学位后可以按其愿望留在美国。

对于Flake来说,提倡这种改变可能是帮助研究机构让其资金利用价值最大化的更好方式,而不是像现在一样耗费精力搜查哪里存在资金浪费。(红枫)

《中国科学报》 (2016-05-25 第3版 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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