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秦志伟

随着社会资本大力介入农业，地方政府扶持有实力的农业企业已经成为发展县域农业的共识。然而，农业企业需要什么，一些地方政府似乎并未完全认识到位。新形势下，农业企业又应该如何调整原有思路，满足地方政府的现实要求？

近日，黑龙江省肇源县副县长谢景深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涉及对接点问题，他们需要区域现代农业综合服务体作为“红娘”，促进政府与企业的深入合作。

《中国科学报》：如今，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合作上存在哪些问题？

谢景深：从这些年的地方经验来看，第一，现在很多企业不相信政府。过去政府的职能都是管理职能而不是服务职能，企业和政府打交道都是和官员打交道，企业是走市场行为的轨道，官员是走管理的轨道。两者很难在思想上形成共识。第二，企业对政府的期望值较高。企业都想在与政府的交往中得到政策的支持，过去这样的思路可以，但现在政府不仅要把握政策，还得依市场规律行事。第三，企业想通过与政府交往走近路，往往让政府帮忙做这做那，如帮忙找合作社，但合作社又是市场行为。这些不同的思维方式导致企业跟政府的合作很难推进。

《中国科学报》：两者之间缺少什么？有哪些对接点？

谢景深：有两个对接点：一是思想的对接，企业要和农户合作，了解农户思想和企业的想法是否一致，否则产业会时断时续，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二是产业目标的对接，到一个地方去，要充分清楚当地资源能否支撑企业做大做强。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都没有注重服务，一直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进行自我服务。但是，如今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很多人出去打工了，经营主体的土地就多了，自我服务不过来，谁为农民服务？必须要有合适的、市场化的生产关系，也就是区域现代农业综合服务体。

从概念上理解，区域现代农业综合服务体是根据当地农民的需要、农业的需要、当地资源的禀赋、经营主体能力，更重要的是当地市场开放的程度来组织的，是一种新型的组织模式。

从场景上理解，区域现代农业综合服务体是一个集聚周围优质要素的市场，是一个服务的平台。服务主体通过传递信息，整合区域要素资源，利用市场化手段与农民互动，信息处理扁平化、透明化，从而实现市场的交易行为。

从机制体制上描述，区域综合服务体是一群人甚至是一类人——热爱农民、热爱农业、有农业情怀的主体领办和筹办的。政府给政策、给扶持、统筹规划，然后发挥资源在市场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用互联网思维看，区域综合服务体完全运用了互联网思维，线上服务主体整合了一些企业要素资源，线下把农民产前、产中、产后需求进行整合。

《中国科学报》：肇源县在地方政府与企业合作上有哪些探索？请介绍一下区域现代农业综合服务体在强化两者合作上的成功案例。

谢景深：服务体的最大好处是划清了政府和经营主体之间的责任，这也要求政府必须突破传统思维，创新支持服务载体的机制和体制。对此，肇源县提出“三个优先”，优势主导产业优先发展，确定区域的地位优势政策优先落地，优势主体优先发展；提出“十百千”，培养十个龙头企业，培养一百个大户，培养一千个职业农民，然后给政策、给身份、给扶持。

另外，通过三年实践，我有这么几点体会：第一，通过服务载体，实现了经营主体的规模化，通过服务载体搭建平台，让更多想展示自己的企业能够有场所，然后形成人才聚集效应，区域经济发展靠什么？就是靠人，人越多，区域经营越活跃，要素资源越聚集，通过这个载体和平台实现经营主体的规模化。第二，实现了企业的规模化，通过服务载体，企业到服务体中嫁接，服务体通过基地标准化、基地规模化实现产业化，通过产业化进行发展。

雀巢公司是全球知名的食品企业，经过考察，在肇源县确定了2万亩米粉加工基地。借助于服务体，通过这两年不断发展，雀巢公司把旗下的银鹭食品集团引到这里，2015年落实3万亩花生基地、5000亩玉米加工基地。除此之外，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年初入驻服务体。跟企业合作，农民只需交30%就可以拿到机器，通过这种方式，从4月到12月，不到一年销售额就达960多万元。

在我看来，服务体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合作社制度、双层合作制度甚至“合作社+企业+农户”之后合理的行业协会组织方式，既承担市场行为，又承担政府公益行为，政府通过购买方式实现了社会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