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归浦 来源: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2015/5/15 10: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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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新科技革命前夜我们在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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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在谈论,今天,人类已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夜。当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已经为这场伟大变革积聚了巨大的能量,然而,从“前夜”到“破晓”,还需等待。等待什么?笔者以为,是在等待基础研究领域的颠覆式突破。

在上一轮科技革命中承担这一任务的,是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那不仅是科学革命,更是思想革命。借此,一个与以往迥然不同的世界图景展现在人们面前。如果没有基础研究的质变点化,应用研究的量变积累永远不可能实现“革命”。前者可以有条不紊地推进,后者却可遇不可求。

然而,在科学史上,因重视应用而错过基础研究突破的例子并不少见,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早在1883年,爱迪生就观察到,在电灯丝与金属导线之间的真空缝隙有“电子流”穿过,但他当时埋头于电灯的产业化,无暇顾及这个被称为“爱迪生效应”背后的科学原理,最终与这个触手可及的重大科学发现擦肩而过。有人假设,若非如此,爱迪生将很有可能因发现电子而与汤姆逊分享190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或是因分析电子在真空中加热时的行为而与理查森分享192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如果说爱迪生的遗憾源自他个人的偏好,那么在当代,基础研究已经被制度性地边缘化了。

科学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一种有用的工具,在被推崇的同时,对它独立性的尊重也正在将丧失。基础研究首当其冲,其发展空间不但受到应用研究的强力挤压,在基础研究内部,又衍生出带有强烈应用导向的“定向基础研究”,而原本意义的基础研究被进一步压缩定义为“纯基础研究”。

在与“定向基础研究”的比拼中,“纯基础研究”同样力不从心——它以科学家探索世界的好奇心为驱动,相比“定向基础研究”以国计民生需求为牵引,似乎“格局太小”;它没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相比“定向基础研究”目标明确并可以迅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社会财富,似乎“太过缥缈”;它往往是科学家个人或是小团队作战,相比“定向基础研究”可以组织强有力的“集智攻关”,似乎“不合潮流”;它需要长期资助,成果却无法预见,相比“定向基础研究”可分阶段投入,量化评估,似乎“无从把握”……在科学研究越发离不开巨额资金支持,从而更加倚重国家科技政策、日益被“计划”的今天,“纯基础研究”的境遇显而易见。

如何在非功利的追求与功利的实现之间达成平衡,是全球话题,但在我国,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

美国物理学家罗兰曾说过一段令所有中国人感到刺耳的话:“多少代人以来他们(指中国)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中的原理。”

这话未免绝对,但的确戳中了我们的痛处——科学精神的缺失。

这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如果说古代中国在社会层面更加强调“道”而不是“术”,在科学层面则正好相反。这使得我们在漫长的历史中拥有灿烂的技术文明,却始终未能发展出完备的科学体系。

这也是历史与现实交织的产物。近代中国对西方科学的引进,始终与被侮辱与被损害相始终,“师夷长技以制夷”,使我们更关注于技术应用的学习、模仿与赶超,而在不经意间弱化了科学精神的内生。

这,或许是阻挡我们走向创新国家的一个隐性障碍。

回到本文最初的话题,一个雄心勃勃的国家、一个志存高远的民族,在新科技革命的前夜,是不会静静等待的。因为,在科学的竞争中,所谓坐享其成,永远不过是阿Q式的自我安慰罢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给科学的纯基础研究更多自由施展的空间和强有力的支持,不仅是政策取向,更是治国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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