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陈小玲在天津师范大学校园里为女儿吴昕怡拍的照片。死者家属供图

吴昕怡的手机里，显示了两张烧炭的照片。死者家属供图

对于这份说明书，死者家属和校方发生了分歧。

有人在吴昕怡单间宿舍里发现她的遗书。

■ 人物简介

吴昕怡 女，福建福鼎人，天津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大一学生，2015年4月10日，她在学校单间宿舍烧炭自杀。在学校的一次义务献血之后，2014年12月6日，她被查出大三阳，系乙肝病毒携带者；今年3月7日，被安排进单独的学生宿舍居住。

4月10日那天，吴昕怡没有去上一早的英语课。

如同大学校园里一次正常的逃课，没人在意。

在单独的宿舍里，她用一盆炭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她独居的第34天。

意外被查出的“乙肝病毒”，给她带来了灾难。

最后的时日，她一个人起床，一个人吃饭，一个人上下课。

母亲陈小玲想过挽救女儿生命的各种可能性。

假设女儿的性格不那么脆弱、敏感；假设她没有住进单间宿舍；假设在她烧炭的那一刻，辅导员老师能听从陈小玲的急迫嘱托，去宿舍看一眼……

可现实中没有假设。

宿舍的炭火和遗书

陈小玲坐立不安，女儿的电话打不通了。

4月10日下午4点左右，她给学院辅导员吴思打电话，拜托她去女儿吴昕怡的宿舍看看。

10分钟后，吴老师回复陈小玲“昕怡在图书馆”。

陈小玲还是不放心，在网上找最早一班到天津的车票。母女连心，她感觉“昕怡越来越不对劲。”

那段时间，昕怡和母亲说得最多的就是“累，心累”。

陈小玲说要去天津看她，她一开始很高兴，转而又说“别来了，算我求你。”

直到4月10日中午，女儿的话开始让陈小玲看不懂。

“mom（妈妈）是个坚强的人，所以无论有什么也要坚强。”

“你照顾好自己。”

陈小玲有不好的预感，女儿像在和她交代什么。

当晚6点多，她发给女儿的微信再没有收到回复。

李晓最先发现了事态严重。那天，她是第一个去敲吴昕怡宿舍门的同学。

在警方的询问笔录中她回忆，吴昕怡白天曾发短信，“她让我晚上10点去宿舍找她，她想和我聊聊。”

发短信、敲门都没回应，晚上11点，李晓和宿管阿姨推开了623宿舍的门，“特别浓的烧纸的味道”涌来。

19岁的吴昕怡躺在铺上，盖着被子，双手握在腹部，身体已发紫冰凉。地上，半盆炭火正红。

宿舍楼道里没人闻到烟味儿。民警周永凯在勘察现场时发现，吴昕怡宿舍门的三边缝隙都贴着透明胶带，而且用了三条毛巾堵住地上的门缝。

“火盆旁有一箱炭，网购的。”周永凯说。快递单上写着“纯苹果炭5.5斤，蜡块两个。”

人们在宿舍里发现了吴昕怡的遗书：“史铁生说：‘死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尽管深有感触，可是我觉得人生好长，看不到终点。”

远在福建老家的陈小玲，等到的是最坏的结果。

“大三阳”带来的恐惧

最近，陈小玲闭上眼就能看见女儿的笑。

她想起女儿接到天津师大录取通知书时的情景：“眼睛瞪得大大的，一下跳了起来，扑到我身上，胖嘟嘟的脸贴到了我的脸。”

“妈妈，你知道那是多牛逼的学校吗？”高考556分，是吴昕怡高三发挥最好的一次。

在陈小玲眼里，女儿温顺乖巧，热心肠，喜欢搞怪，她曾把母亲的头像找来，配着《小苹果》的音乐做成动画。但在外人面前，女儿却不太擅长表达自己的想法。

吴昕怡喜欢在网络上“冒泡儿”，贴吧里，她取名叫“苏格兰_奶牛”，并描述自己的性格“粗犷、活泼、急躁”。

在校园里，新生吴昕怡没有给老师、同学留下太多印象。几位同学评价她：爱听苏打绿的歌，喜欢读书，总和同学去图书馆。

在一次义务献血之后，吴昕怡发生了变化。

去年11月底，学校组织大一新生义务献血，吴昕怡没有通过献血屋的筛查。到医院检查，她被确诊为大三阳，乙肝病毒携带者。

第一反应是害怕，她甚至以为“大三阳”是绝症。“妈妈，会不会没得治？”电话里，陈小玲听出女儿的声音在发抖。

让陈小玲担忧的是，女儿的室友也知道了检查结果。

她埋怨女儿不该告诉室友，“大家疏远你怎么办？”

陈小玲的担心很快在女儿的回应中得到应验，“室友不敢碰我的衣架，我的手机放在别人桌上，大家会把她们的东西赶快收走。”

高超是吴昕怡高中的同桌、最好的朋友。她鼓励昕怡多和同学沟通，告诉大家乙肝病毒携带者没那么可怕。

吴昕怡对高超说，她努力过，但有室友用短信回复她：“我们知道，但还是很害怕”。

同学张晴和吴昕怡住同一个楼层，她听说，上学期，吴昕怡的一名室友总到别的宿舍住，还悄悄告诉别人她得了乙肝。

陈小玲建议女儿请假回家，调整一下身体和情绪。

吴昕怡没有参加期末考试，提前回了老家。

争议中的“说明书”

休养中的吴昕怡按医生的嘱咐早睡早起，“她希望能好起来去学校。”陈小玲说。

开学前，原本平静的吴昕怡又紧张起来。一天晚上她突然问母亲，“学校那边怎么办，我怕没有同学会愿意和我在一起学习。”

临近开学，吴昕怡接到学院通知，要复查。

3月初，陈小玲带女儿去医院复查，检验报告显示，乙肝病毒DNA下降了2个值。吴昕怡兴奋地把检验报告当成绩单一样递给母亲，“妈妈，没想到我的病毒量下降这么快。”

身体的好转没能让吴昕怡顺利返校。

陈小玲回忆，学院的领导在电话里跟她说，得开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不影响正常上学”的证明。

“这个证明没法开。”林必定对学校的要求感到奇怪，这位福鼎市医院传染科主任回忆，吴昕怡曾找她请求开证明，“这不需要证明，2007年、2010年卫生部都发过文件，不得拒绝乙肝病毒携带者入职、入学。”

林必定介绍，从复查结果看，吴昕怡仍处于乙肝病毒携带阶段，还没发展到肝炎。“携带者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不需要特别治疗。病毒携带期要让病毒和抗体在体内‘打仗’，如果保养得好，病毒量降到标准数值以下，也有脱离病毒携带者身份的可能。”

没有“证明”。陈小玲说，学院党委副书记马强告诉她，学院按先例，提出让吴昕怡休学半年，和新一级学生入学重读。

“凭什么？学校没有权利这样做，我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不能白白耽误一年时间。”吴昕怡拒绝休学。

陈小玲的说法是：学院领导告诉她，如果孩子坚持要来，学校只能给她调单间宿舍。“还让写一个书面材料，说明她是自愿住单间的。”陈小玲说。

4月20日，这份抬头是“父母说明书”的复印件中显示，“吴昕怡同学在接下来的大学生活将单独居住，本人自愿承担一切关于‘由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身份’而产生的身体及精神问题的后果。”说明书的末尾用括弧补充，“在单独居住期间产生的身体及精神的后果自愿承担”。

陈小玲记得，3月5日，在说明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后，她把笔一摔，“我们这是在学院‘不想休学就得住单间’的压力下才写的。”

马强不认为这份“父母说明书”带有强迫性。

4月20日，新京报记者以死者家属身份，陪同陈小玲来到学院。学院党委副书记马强说，住单间“是学生和家长自己的决定。”

马强不认为她遭到同学排斥，他说，吴昕怡检查出大三阳后，学院曾向她的室友们普及常识。“学生们都很理解，但大家反映，吴昕怡开始疏远她们，在宿舍里大喊‘我的血很脏’，和大家交流也改成用短信。”马强说。

天津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张莉证实了马强的说法，“住单间（宿舍）是学生本人和家长向学院申请的。”

张莉说，学校宿舍资源紧张，“从宿舍设置上就没有单间这一说”，但考虑学生和家长的要求，学院多方调整才给她安排了一个房间。

“当时还有学生劝她别单独住。”张莉说，从该生住单间的必要性、宿舍资源和安全上考虑，学院也不建议单住。但由于学生一再坚持，学院考虑“学生申请不能空口无凭”，申请性质的说明书也是在履行程序上要求她写的。

张莉表示，对于乙肝病毒携带者，学校在学习生活上和其他学生没任何差别对待。

对于学院建议吴昕怡“休学或跟下年级学生重新入学”，张莉称，这要根据学生的身体状况，如果学生在某种疾病的发病期，肯定会建议他休学、回家治病休息，“我们也要对其他学生负责。”

只有玩具熊陪伴的“单间”

吴昕怡住进了单间，623号房。和原来的宿舍门对门，只隔了一条走廊。

那间宿舍靠近楼梯口，原本备用为学生的自习室，里面堆满了别人暂放的东西。宿舍仍然摆着4张床，三张空着，她睡在靠窗的一张。

临上学前，陈小玲为女儿准备了单独的餐具，“免得同学说，咱们尽量自觉点。” 在陈小玲看来，女儿被“隔离”了。吴昕怡开始还安慰母亲：“一个人住一间不错啊，有单独的阳台，空间也大。”

多位同学说，班上“大多数同学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很多人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住单间，同学刘畅问她，得到的答案是“我喜欢一个人住。”

同学张晴觉得，独居让吴昕怡变得敏感，有次聊天，吴昕怡突然问，“我是不是很烦人？”张晴赶忙说“不会”。

这让好友高超觉得可怕，“她绝不是个独来独往的人。”高超的记忆里，吴昕怡是喜欢和同学一起爬山、看电影，扎在同学堆里说笑的姑娘。

起初，吴昕怡用读书去适应独居的生活。3月12日，她在朋友圈写道：每天要在必要时间关机去图书馆，“沉潜是为了更好的崛起。”

她曾试图在同学们的印象中“崛起”。

3月20日，班里改选。讲台上，一名班委突然落泪，说班级工作不好做。

同学张晴记得，这时吴昕怡上台，说她愿意试试宣传委员，“她视频做得很好，当时，很多同学投了她的票。”

结果是落选了，但张晴并没看出吴昕怡有多失落。

让同学们注意到的是，除了上课和集体活动，吴昕怡总是一个人。整个下半个学期，她都独来独往。

3月17日是高兴的一天，她发朋友圈“再也不是一个人了。”照片里，一个大毛绒熊玩具靠在书桌上，那是朋友从甘肃寄来的。

她发给妈妈的照片里，戴着耳机，比了个剪刀手，蘑菇头下的面庞没有笑容。

“你有没有从我的自拍里看出我的孤独？”她问妈妈。

最后一次挽救的机会

听了这话，陈小玲心酸。

刚离开自己身边，女儿就在一个大城市里变得沉郁、孤独。而这个女孩，并不是她亲生女儿。

陈小玲觉得是缘分让她和女儿相遇。生完儿子后，要个女孩一直是她全家的梦想。考虑计划生育，她没有再生。

30岁那年，在邻村见到了6个月大的吴昕怡。朋友家超生的老三，被陈小玲抱回了家，当宝贝一样养大。

吴昕怡读初中时，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生母陈花妹和她感情很好，“她也喊我妈妈，我告诉她可以叫我名字，毕竟没养她，很愧疚。”和陈花妹聊微信时，昕怡总会撒娇地喊她“麻麻”。

“我有两个爸爸妈妈疼我，爱都是双倍的。”吴昕怡告诉姐姐，她觉得很幸福。

幸福止步在19岁这年。

陈小玲想起女儿生前的心愿：想考研，想“一点点把头发留长，告诉自己可以改变，也给身边人一个惊喜。”

她回想最后一次能挽救女儿的机会。

女儿死后，陈小玲在孩子的手机里发现了两张她在宿舍烧炭的照片。照片从床上俯拍。一张炭火刚燃，另一张炭火正旺。

照片拍摄时间先后为4月10日15时58分、16时30分。陈小玲的通话记录显示，15时55分，她给辅导员吴老师打了第一个电话，拜托吴去女儿宿舍看看。

辅导员吴思没有去吴昕怡的宿舍。她对陈小玲解释，“学生说在图书馆，老师也不好打扰。”

吴老师说，事发前，她完全没看出吴昕怡有任何异常。

“一件事情发生了，它的诱因很多，很复杂，想要探清她的内心世界，太难了。”学院党委副书记马强劝慰陈小玲，“如果能早点发现，谁都不会冷漠地去处理这个事。”

（在校学生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刘珍妮 天津报道（原标题：烧炭自杀女大学生最后的125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