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涛 来源:中国教育报 发布时间:2014-8-21 11: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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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教授:职称捷径是对学术信仰的慢性伤害

 

■刘涛

日前,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如今大学学术生态存在一个巨大的利益寻租空间。在职称指挥棒的重压下,教师为了评上教授,四处寻找“捷径”,论文联合挂名、项目重复申报、出版明码标价、评委关系疏通等现象普遍存在。

这些令人倍感痛心甚至啼笑皆非的“招数”,与其说是残酷竞争下的“迫不得已”的选择,不如说是学术道德逐渐“失守”的表现。无论如何,职称是大学校园里一个再敏感不过的“现实问题”,所有乱象都是表象,都指向深层的游戏规则。这也迫使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悬而未决的老话题: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职称规范?

在大学教师那里,教授是一种莫大的学术荣誉,但同时又是一种极度稀缺的符号资源,每个人不得不背上沉重的职称十字架,匍匐前行。在现行的评价体系中,职称的欲望深处是论文、项目、获奖等指标和参数,教学反倒被逼向了评价体系的边角。具体到职称规范中,虽然教学要求并非完全“缺席”,但表述相对模糊,人为解释的空间太大,诸如学生评教等要求难免流于形式。

相对于科研的表现形式和技术分类,教学类荣誉数量少之又少,很难获得。一般教师穷其一生努力也未必能获国家教学名师、国家精品课程等教学类荣誉。更大的悖论在于,教学类荣誉并非纯粹的教学评价,而是往往建立在一定的科研规格之上。试想,没有科研实力何以拿到教授职称,而高级别的教学荣誉又怎会给一个讲师?显然,职称游戏的“通关玩法”最终还是回到了科研上。显然,给教学类荣誉一个应有的分量以及一个更务实、更科学、更有诚意的评价,不仅是职称评定的改革方向,也是职称作为指挥棒之于大学教学的意义所在。

大学职称最为人诟病之处,是评审环节受关系化、利益化、行政化干扰。相对于国外大学普遍推崇的同行评议规则,中国大学行政解释的权力与空间大,关系横行、论资排辈、跨界投票等不合理现象愈演愈烈。当搞关系比发论文更容易时,年轻人往往被剿灭在规则失守的血泊中,这不能不说是对学术信仰的慢性伤害。

职称是学术研究的指挥棒,然而这个指挥棒却往往被行政权力把控,离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渐行渐远。目前,每个省的职称规则都出自人事部门之手,由于行政意识暗中作祟,许多省的论文级别认定标准极不专业,也不规范。很多“权威”刊物并非因为其学术声誉表现,而是由其主管部门的行政级别决定的。同样地,职称乱象则来自于刊物级别认定的源头之恶。在甘肃省人社厅的职称文件目录中,诸如《卫生职业教育》等非公认学术核心类赫然在列,十多年前出台的职称文件一直沿用至今,这严重影响了学术生态应有的格调和尊严。

虽然职称竞争非常激烈,但已有的教育体系反倒时不时地释放出些许悲观和遗憾。目前,教授在中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铁饭碗”。许多教师一旦评上教授便“如释重负”,开始进入学术生涯的“休眠期”。即便科研指标未能完成,顶多只是给予象征性的津贴惩罚,而并不会影响教授资格。相反,许多国外大学实行“只聘不评”、“终身后评审”等制度,每隔五年重新审核终身教授的学术资格。这不仅能刺激并延续教授的学术创造力,而且给了年轻人更多的竞争机会和晋升空间。

中国大学的职称问题要解决备受争议的现实,根本上还是要在评价体系上有所突破。国外大学已经陆续放弃了“以数量论英雄”的评价取向,转而鼓励真正有分量的学术成果生产,尤其实行“代表作制”,也就是根据代表作的影响力来决定教授资质。这一方面给了教师相对安静的学术思考空间,另一方面也间接地切断职称背后巨大的“论文GDP”产业链。(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原标题:《职称“捷径”是对学术信仰的慢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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