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益超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3-4-12 8: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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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焕明:SARS这一年,中国科学家问心有愧

杨焕明

 
“我就对同事说了16个字:‘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人命关天,敢犯天条’。我对同事说,国家现在面临这样的困境,希望即使没有我的动员,你们也没有人离开。”
 
■本报见习记者 吴益超
 
对杨焕明来说,SARS是难以忘却的回忆。
 
SARS过去的10年间,杨焕明和华大基因研究院总部于2007年从北京南迁广东——这两个地区都曾是抗击SARS的重镇。尽管并非有意为之,但仍不免令人感慨命运的巧合。
 
华大基因如今的地址是深圳市盐田区内一栋白色的大楼,这家名列自然出版集团2012年度中国科研机构第六名的企业,因近日耗费巨资1.176亿美元成功并购美国同行Complete Genomics(简称CG)的新闻而被炒得沸沸扬扬。而此前,美国政界曾传出称华大基因将借此研发“生物武器”的声音,这更令人想起SARS期间的“生物武器阴谋论”。
 
“不要再说SARS病毒是什么外国人搞出来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了,没有事实依据,讲这种话反倒会让外国人觉得中国的科学研究很落后,做科学研究不能讲民族情绪。”与记者的对话伊始,杨焕明即提出这一点。
 
绕不开的“心头之痛”
 
对10年前,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研究落后国际同行一事,杨焕明恐怕仍然心存遗憾。
 
2003年,中国在基因组研究上,无论是科研技术、力量还是设备,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由于缺乏对突发事件的科研应对机制,各科研单位在SARS暴发初期,仍是条块分割,各自为政——这一点在SARS病毒样本的采集上尤为突出,亦是杨焕明最难忘怀之处。
 
2003年5月29日,时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全国防治SARS科技攻关座谈会上说:“目前,在非典科技研究中,一些机构、一些科技人员,有的不善于合作,有的虚报成果、言过其实,有的发表不属于自己专业领域的评论,在社会上造成不利影响。”其所指的正是相关机构在科学研究上的封锁——既表现在医学技术经验方面,又表现在对样本病毒资源方面。
 
2003年春节过后,时任国家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主任的李立明就赴广东采集样本;军事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研究员祝庆余和曹务春、华大基因研究所副所长汪建等科学家亦紧随其后。而结果却是:李立明顺利取回了样本,祝庆余和曹务春辗转通过部队医院才获得样本,而汪建则是无功而返。
 
彼时的华大基因,还只是由杨焕明、汪建等8名海外留学人员于1999年创办的民间性质的研究机构,并非“国家队”——2003年5月19日,中国科学院正式组建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华大基因研究中心才被“收编”。
 
既然是民间性质的研究机构,就没有相应获得非典型肺炎样本的权利。在抗击SARS的战役中,中国卫生部有着严格的规定:除CDC可以将SARS的样本带出省外,其余所有的科学家都不能向广东方面索要样本。
 
“有研究条件的拿不到病毒资源,能拿到病毒资源的没有研究条件。”在杨焕明看来,正是当时对SARS的过度反应,导致了中国在SARS基因组序列研究上的落后。
 
《经济观察报》将杨焕明当时的情绪形容为“很愤怒”,《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则更为形象——在2003年5月26日一篇题为《杨焕明的心头之痛》的文章中,杨焕明那句“应该承认,在样本面前,我们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一度引起全国范围的大讨论。
 
“其实这句话是个巨大的误会,我的意思不是中国科学界在SARS研究这件事上的表现错了,而是面对抗击SARS的使命,中国科学家问心有愧。”
 
10年后回忆起这一细节,杨焕明对记者说:“当时有领导同志找我谈话,说怎么到了该做SARS攻坚战正面宣传报道的时候,你杨焕明居然还公然唱反调。”
 
人命关天,敢犯天条
 
2003年SARS大规模暴发前夕,杨焕明正在法国参加会议,但他却深刻感受到了国际同行对中国隐瞒SARS疫情的质疑以及国外舆论的巨大压力。回国后,杨焕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内部做攻关动员。
 
“我就对同事说了16个字:‘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人命关天,敢犯天条’。我对同事说,国家现在面临这样的困境,希望即使没有我的动员,你们也没有人离开。”
 
但没有SARS病毒样品,基因组序列研究仍是无米之炊。“我们当时不是拥有P2、P3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二级、三级实验室)的单位,按规定不能搞SARS研究,但是国家有难,我们还讲什么呢?”
 
突破口出现在2003年4月15日凌晨2时,4株由军事医学科学院无偿提供的、从SARS患者组织样本提取的冠状病毒被送到了华大基因研究中心。
 
基因组序列研究的马达随即全速开动,到2003年4月16日上午两株病毒的序列已被测出,当日下午另外两株的序列也完成测序;4月18日7时,患者血液中的样本病毒蛋白质被鉴定;4月19日凌晨2时,经过近100个小时的努力,样本冠状病毒抗体检测酶免诊断试剂盒终于在全国率先研制成功。
 
分析基因组序列获得的新发现,对于确定样本病原,分析病毒转播和发病机理具有重要意义,还能为开发诊断试剂、疫苗和预防治疗药物提供重要信息。
 
但杨焕明组织招募科研志愿者的情况却颇为尴尬,“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招募人才,令人失望的是,没有科学家愿意加入”。
 
“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安全,出了人命谁负责;其次想的是钱,没钱做不了。”当时的华大基因为完成人类基因组1%计划和水稻全基因序列测定,“已经欠了一屁股债”。而在这两项研究累计花费的2.8亿元经费中,只有1亿元来自国家拨款。这意味着华大基因必须自己掏钱干,有了成果再向国家政府“伸手要钱”,汪建曾形容该方式为“吃完饭政府埋单”。
 
杨焕明后来对参与研究的同事说:“不管要命不要命,都要上。不管有钱没有钱,都得做。”
 
尽管华大的同事们也认可这一理念,但一个紧急的状况还是出现在华大基因的研究室内——一位研究人员发烧了。在当时,发烧被视为感染SARS的一个主要病征。
 
为了这个特殊的病人,杨焕明在病房门口坐了整整一夜。“如果是SARS,第二天我们整个大楼就要关闭,所有的科研计划都将结束。所以烧不退,我不报病例!”杨焕明心有不甘,因为华大基因已经在SARS病毒基因序列研究上落后国外,不能让后续研究就这样被埋没。但按照当时的防治规定,瞒报SARS病例和犯罪划等号。
 
所幸这一突发状况最终有惊无险,同事的烧在第二天便悄然退去。“我的天哪!”采访中,杨焕明突然发出一声长叹,神情已经似乎游离到了那个时刻。
 
对基因组序列研究,杨焕明有着很强的自信:“对疾病研究来说,只有通过基因组研究才能真正揭示生命、病原的本质,这是100%肯定的,不管其他哪一种检测标准都是有问题的。”
 
未曾走出的“阴影”
 
杨焕明今年61岁,鬓角微白。SARS后的10年人们记住这个名字的,更多的是依靠SARS之外的几个关键词:首任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主席,2007年当选中科院院士,2011年3月成为唯一一个担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生物伦理学顾问的中国人。
 
2013年春节刚过,全国各地媒体就相继推出SARS10年报道。但与钟南山遭受媒体“围剿”的境遇不同,杨焕明的SARS往事却很少被媒体提及。搜索近期与杨焕明有关的报道,点击率最高的是一条关于他所著科普读物《“天”生与“人”生:生殖与克隆》获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的消息。
 
与1999年创立华大基因时相比,杨焕明如今已低调许多。采访前,记者曾一度担心他不愿接受访问。但当杨焕明在2013年两会期间接到约采短信后,就让助手第一时间回复了记者。
 
“SARS这个事情,确实需要好好总结一下。”在外漂泊多年,杨焕明仍是一口浓重的浙江乡音。“我们走出了10年前的阴影,现在又走进了新的灾难性传染病可能降临的重大阴影。”
 
但在杨焕明的理解中,这种阴影下的生活并非不正常的,“一个未知的病原,就像随时可能爆发的社会性事件一样,平时大多时候都是正常的,或许仅仅某个诱因,突然就暴发了”。最让他难以忘却的还有当时全国上下对SARS的过度反应。“当时只要迅速隔离就可以,但一些言论搞得社会上人心惶惶,这些缺乏科学理性的表现都不可以被辩护。”
 
但假如SARS再来一次,杨焕明会作怎样的选择?
 
“一是尽快启动相关应急预警机制,二是用基因组学的方法鉴定是何种病原,三是通过适当的分享样品机制,让大家一起研究、识别病原。”
 
2011年5月,德国暴发出肠道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华大基因5月27日收到病菌样本,6月2日完成基因组序列并公布序列,6月7日研制成功诊断试剂盒并无偿公开检测方法,速度之快令世界咋舌。
 
“SARS一定还存在,但我们也要认识到,假如人类能够衡量、鉴定的细菌占所有细菌种类的0.1%的话,那么我们能够认识的病毒就只有所有病毒种类的0.0001%。”
 
《中国科学报》 (2013-04-12 第10版 SARS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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