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韬 来源:南方周末 发布时间:2013-3-29 13: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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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雾霾健康研究里的“雾霾”

 南方周末记者汪韬根据公开论文整理
 
在即将披露的全球影响疾病负担因素的报告中,“室外颗粒物污染”从第十六位升至第八,在中国的排名竟升至第四。
 
2013年初几场雾霾的倒逼,国人才幡然醒悟呼吸之痛。中国三十余年大气污染健康效应研究,起步几与世界同步。然而,三十余年后,为何却是捉襟见肘、难孚众望?
 
大气污染对健康有什么危害?
 
中国至今尚缺乏掷地有声的系统性研究,特别是针对有“中国特色”的大气污染。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现为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何兴舟在三十多年前就负责了一项全国研究,然而时至今日,已届耄耋之年的老先生依然在念叨:“要加强基础资料的积累。”
 
2013年初几场雾霾的倒逼,国人才幡然醒悟呼吸之痛。国家主要领导过问,全国两会热议,甚至连杭州市长在京病逝也被网民嫁接到雾霾的危害上。然则,中国雾霾危害究竟几何,仍无准确答案。
 
三十余年征途,尽管部分研究已具国际影响力,但专家们终究仍是在自己的研究领域绘制精致的片段,全幅的图景依然模糊。孤军奋战,左右掣肘,难掩无奈。
 
这是一个科学难题,但困难远在科学之外。
 
最需要的,却是最缺乏的
 
“大气污染健康效应研究,国家关注得晚了一点。”潘小川叹了口气。
 
这位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在本科时就开始研究大气污染和肺癌的关系,三十多年里,他本已偏离这一领域。如今他又被雾霾“刮回来了”。
 
2012年底,他与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联合发布了针对PM2.5健康损失的研究报告。结果显示,2012年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四城市因PM2.5污染造成的早死人数将高达8572人。近日,他正在计算1月份北京雾霾导致的超额死亡人数。
 
类似的健康研究也在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以下简称环境所)紧张开展。2013年2月,农工民主党在卫生部组织召开了环保、气象、卫生部门和高校的专家研讨会,委托环境所结合已有工作对1月份的雾霾做回顾性分析,第一份风险评估报告将于3月底完成。
 
“这个问题太大了,需要一层层剥开。”被问到大气污染对健康的危害时,环境所副所长徐东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全球影响疾病负担因素的定期报告中,2000年,“城市室外空气污染”排在第十六位。最新的报告是对201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报告尚未公布,据接触报告的专家透露,这个指标改名为“室外颗粒物污染”,升至第八。
 
中国尤为严重。这一指标在中国的排名竟升至第四。
 
在各类空气污染物中,粒径小、组分复杂的颗粒物PM2.5目前最受重视。PM2.5的危害可分为急性和慢性效应。前者如1月份雾霾导致的咳嗽、眼睛刺激、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病症状加重。我国目前绝大部分研究集中于此。
 
后者是PM2.5的长期健康危害。长期暴露于高浓度PM2.5中,健康人群也会增加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和肺癌的患病风险,风险远大于短期健康危害。
 
研究慢性影响需慢工出细活,跟踪大量的人群,长期监测,这在学术界被称为队列研究。对PM2.5最经典的队列研究来自美国哈佛大学和美国癌症协会:PM2.5的年平均浓度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全病因死亡率、心血管病死亡率和肺癌死亡率分别上升4%、6%和8%。
 
队列研究是长期的工作。在我国,至今仅有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开展了一次回顾性队列研究。然而,因为仅有TSP(总悬浮颗粒物)数据,研究者根据TSP乘以0.5变为PM10,再乘以0.6得出PM2.5浓度。
 
这也正是中国目前最急需的大气污染健康效应研究。业内已经呼吁了多年。“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国内有人在做。”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阚海东说,“一般国家自然基金只支持三四年,但队列研究通常需要跟踪十年以上。”
 
保密的历史,造假的数据
 
2013年初,在香港举办的“中国环境保护四十年高层学术论坛”上,当潘小川展示了几张发黄的书页时,在座嘉宾唏嘘不已。
 
这来自1980年代初的一项全国性研究《我国二十六城市大气污染与居民死亡情况调查资料汇编(1976-1981)》。“以前监测归监测,健康归健康,那是第一次(将二者结合起来的大气污染健康效应研究)。”当年主要负责人何兴舟说。
 
当时的研究方法还略显粗糙,比如没有分开吸烟等混杂因素,可是这本数百页的报告从未公开过。经何兴舟同意后,潘小川才在会上展出。
 
“那时候,什么都保密。”何兴舟说。这正是中国大气污染健康效应研究的历史侧影。
 
流行病学是大气污染健康效应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这是一门遗憾的学科。”潘小川在德国留学时曾听到这样一句话,“只有人死了、得病了,数据才拿过来做统计。”其数据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健康效应数据,比如门诊率、死亡率。另一部分则是环境监测数据,比如PM2.5浓度。两者对应分析才能得出相关结论。
 
作为研究之本的数据是影响研究质量的第一道坎。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后,我国就开始监测名为“飘尘”的颗粒物浓度,也就是粒径≤100微米的总悬浮颗粒物,后来变为PM10、PM2.5。在这个类似于从西瓜到苹果再到樱桃的过程中,国内研究并不比国际慢,但一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早期数据保密且量不足,后来则是可信度低。
 
1970、1980年代,发达国家在相关研究上没有里程碑式突破。到了1990年代,新方法的出现促生了大量科研成果。“国外对于环境健康资料不保密,而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获取数据非常困难。”陈秉衡记忆犹新。
 
看到国际上不断涌现新成果,当时在世卫组织工作的陈秉衡想起了“走一圈,白衬衫领子都会发黑”的沈阳。和当地的合作研究结果发现,沈阳每年由于室外大气污染,大约超额死亡3000人。研究的方法已与国际接轨,可环境监测数据却极不完整:仅有1986-1988年及1992年4年间断的数据,平均一年的数据也只有170天。
 
1990年代末期,我国环境监测体系逐渐完善,但数据质量依然堪忧。由于蓝天数量与官员考核挂钩,有些地方环境监测数据造假已非秘密。一名专家发现“分析结果很奇怪”。课题组只能抛弃这些数据。为此,该专家还在内部会议上呼吁过:“达标率能不能不要和政绩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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