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章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3-10-8 8: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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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饱受“白眼”的遗传学研究
科学家探寻人类特质生物学基础引争议

探讨那些深陷争议的遗传学研究,从智力基因、人种基因到暴力基因,尽管饱受争议,但仍有科学家选择穿越红线。图片来源:OLIVER MUNDAY
 
上世纪70年代,Stephen Hsu在美国爱荷华州艾姆斯市大学城长大,他的周围有很多教授们早熟的儿女。2010年前后,在俄勒冈大学尤金分校研究了数年伦理物理学的Hsu,认为DNA测序技术最终可能帮助解释是什么让那些孩子如此聪明。
 
Hsu并不是第一个关注智力遗传学的人,但是在中国华大基因的帮助下,他策划了一项大规模的相关研究,旨在测序2000人的DNA,而这些人智商大多超过150。
 
不过,他并没有意识到公众对此会有怎样的消极反应,直到有一天,研究的参与者之一、纽约大学心理学家Geoffrey Miller在媒体上发表了一些煽动性的评论。Hsu和同事发现,该项目成为被猛烈批评的标靶,几乎难以开展。
 
近日,《自然》杂志分析了行为遗传学几个有争议的领域,以查明为何每个领域都存在导火索,以及是否存在较科学的理由来继续追求这些研究?
 
智力(禁忌等级:高)
 
19世纪,英国人类学家Francis Galton发起了优生主义运动。但是该运动导致了一些侮辱行为,例如强迫将不育的人视为智力上的次等人。“智力”这个词也变得不可靠。智力测试不会测量全部的天生才能,通过后天训练来提高个人的成绩是有可能的。
 
虽然如此,大约一半的智力变异性似乎是被遗传的,对一些研究人员而言,它摆出了一个极为诱人的谜题。但是,没有一个基因能与智力强有力地联系在一起,而一些有微弱联系的基因也饱受质疑。
 
今年早些时候,为了找出强有力的遗传相关性,Christopher Chabris和国际同行调查了超过12.5万人的基因,发现3种遗传变异,每种变异都会对个体的学校生涯的长度产生微弱影响。研究人员推断,这些变体对教育成就的影响来自于它们对智力的影响。但是,这一结论同样引发了责难和担忧。其他研究者认为,这些研究把焦点和资金远离其他非基因因素,例如贫穷,它对社会流动性有更大的影响。
 
Chabris表示,这项研究实际上能够影响更大的社会流动性——例如,通过帮助对学龄前儿童进行鉴定,以甄别出哪些儿童能够给予更密集的儿童早期教育。“过去,人们能以某种方式解读这些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应该重新被研究。”他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人类学家Anne Buchanan在博客中写道,这些研究并非纯粹学术的和超脱的,而是“危险的不道德行为”。
 
对于Hsu研究的批评还指出,数据可能被滥用。对此,Hsu降低了数据可能被滥用的可能性。但在2011年,他曾表示:“我百分之百地确定,最终将有一种技术用于评估胚胎或受精卵的数量性状,例如身高和智力。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错。”
 
人种(禁忌等级:非常高)
 
在科学界中,人种可能是最沉重的禁忌议题之一。驱使这种研究的动力饱受质疑。从社会科学到生物科学,存在这样的广泛共识,被称为种族的人群,彼此间并未存在非常大的不同。与来自不同种族的个体相比,来自同一人种的两个个体可能有更多的遗产变异。大多数调查人遗传学变异的研究人员也指出,他们观察到的差异反映了这些人种的地理起源、生育史和迁移情况,但并不是一些人种间本质区别的标志。
 
但是,也有研究人员问及,人种遗传学中的禁忌是否变得过于严格,以至于阻碍了合法研究。例如,2005年,芝加哥大学遗传学家Bruce Lahn发表的研究指出,两种可能与智力有关的脑发育基因的变体,在白种欧洲人和非洲人之间出现了不同的进化。这激发了科学家对应该如何解释这些研究的担忧。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Francis Collins也曾对此表示担忧。
 
但Lahn及其同事最终发现,挑选出的基因变种与提高智力并没有关系。有人认为,Lahn应当更加谨慎。“科学常在一定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发挥作用,你也需要考虑科学发挥作用可能产生的后果。”新闻工作者John Horgan说,“研究人种和智力更倾向于支持种族主义者有关下等种族的论调。”
 
最终,Lahn不再研究人种基因,并催促研究人员进行更加透明的讨论,以确定此类研究是否有继续进行的必要。“考虑到该国种族的历史之路,可能该研究不应该被鼓励,因为这会触动太多的敏感神经。我同意。”他说,“但是我不同意遭到那些乔装成科学讨论的政治讨论的攻击。”
 
暴力(禁忌等级:轻微)
 
10年前,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法医精神病学家Tracy Gunter致力于帮助人们克服行为和药物滥用障碍,这导致他们被牵扯到刑事审判体系中。但是,她越来越清楚地了解到,一旦委托人陷入到一种虐待犯罪螺旋里,就很难将他们带出来。
 
研究人员报告称,拥有一种名为单胺氧化酶A(MAOA)基因的某个特定版本的人们对儿童期虐待的影响有一些防护能力。其他一些由该基因编码的蛋白质水平较低的人,如果受到虐待,更可能犯罪。因此,Gunter改变了研究方向,开始分析行为基因,希望能够找到鉴定和提前干预高风险人群的方法。
 
Gunter很快发现,要将环境和先天影响分离是不可能的,并且新兴理论表示,行为是受许多小基因因素影响的。10年过去了,她说:“一开始我有关行为基因的过分简单化的概念并不是真实的。”尽管有这些警告——并且一些研究未能验证最初有关MAOA的发现,一些律师仍然使用MAOA基因测试,以及儿童期受虐待或生活压力的资料,以试图为委托人减轻刑罚。
 
2009年,此类测试帮助一个杀害妻子朋友的田纳西人减轻了量刑,也使得一位意大利法官将一个杀人犯的监禁期限减少了1年。但是,陪审团通常对基因证据不感兴趣:辩方律师企图用这个让陪审团对一个射杀公交车司机的男孩更宽容。律师提呈的证据显示,这个男孩体内存在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的变体SLC6A4,这与人们生活在压力中有关。
 
但陪审团认为无论如何这个男孩都犯了一级谋杀罪。要说服陪审团改变量刑,这些证据似乎并不够。法院精神病学家William Bernet补充道:“基因结果不能直接导致一个人以特殊的方式做事,陪审团似乎明白这个。”到现在为止,基因不会比传统的减罪因素影响更大。(张章)
 
《中国科学报》 (2013-10-08 第3版 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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