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世昌 来源:人民网 发布时间:2012-1-20 13: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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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饶宗颐95岁高龄出任西泠印社社长
 
近日,95岁高龄的饶宗颐接过聘书,正式成为出缺六年之久的西泠印社社长。
 
深孚众望的学术宗师,于“天下第一名社”领袖群伦,成为文坛一时佳话。
 
饶公近况
 
2003年大病愈后,饶宗颐很少出现在公共场合,更极少出任社会职务。这次接任西泠印社社长,出人意料。
 
幼承家学的饶宗颐,从事学术研究与教学已超过70年,研究范围极广博——涵盖上古史、甲骨学、经学、宗教学、史学、敦煌学等13个门类,研究成果卓著——《饶宗颐教授著作目录新编》一书,仅辑录饶先生著作名称、文章标题,竟厚达300多页。
 
1904年创立的西泠印社,是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文人社团,也是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影响最大的学术团体,有“天下第一名社”之誉。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和启功等六位大师先后任社长。
 
这位年已望百的新社长,近况如何呢? 饶宗颐的女婿、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艺术统筹主任邓伟雄博士介绍,饶公每天早上6时起床,到楼下花园散步,到9时多再小憩一下。然后看书、研究资料。晚上9时半前一定就寝。
 
邓伟雄说,身边的人都劝饶公不要太勤力,但他仍然很注意新的学术资料,对时事、新出土文物都非常留意,看书看资料更是每日必不可少。
 
“他在学术界朋友多,都来跟他交流,所以消息灵通。”
 
李焯芬是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馆长,在就任西泠印社社长仪式上,是他代表饶宗颐发言。李焯芬说,饶先生近年还在写论文和出版专著,感兴趣的问题他都在研究。“学术馆有一个研究团队帮助他。”
 
饶先生仍然担任两个学报——《敦煌吐鲁番学报》和《华学》的主编,跟学界保持频密联系,还经常看稿子和新著。
 
郑会欣教授从1990年起给饶老做助手,从去年开始,负责香港中文大学的饶宗颐口述史研究计划。
 
郑会欣说,饶先生很喜欢跟人聊天,但听力不是很好,陌生人跟他说话,不太容易听懂,不过思维依旧敏捷。
 
饶宗颐不上网,也不用电脑。别人给的资料,都要打印出来看。因为认为“下棋有输赢,做人当平和”,饶宗颐从不与人对弈。“饶先生最主要的运动方式和消遣是写字,每天都要写半个小时。”邓伟雄说。
 
治社新纲领
 
出任西泠社长后,饶先生的名片,依然是只有“饶宗颐”三个字。95岁的饶老,会不会仅仅是任“挂名社长”?
 
邓伟雄说,西泠有执行社长,普通事务并不用饶老协调。“饶先生的职责,是把握发展大方向。我们跟西泠有共识,事务性的东西,不用饶先生负责。重大事情他们与饶先生商量。”?
 
赵朴初和启功领导西泠,都是这种风格。有意思的是,西泠虽为“印社”,新任社长饶先生也涉猎广博,却从不治印。“西泠一些前任社长也是不治印的。”邓伟雄介绍。
 
饶宗颐的治社大纲在出任社长的仪式上已然浮现,那就是“世界性”。
 
当下,“东学西渐”渐成风气,来自东方亚洲的学问在欧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正是从这个角度上,饶宗颐提出,西泠应该走向世界,把金石学的重要性告诉西方的学者,作为他们研究东方的很好的资料。从这里进去,了解东方的事情会更加深刻。
 
“其实,西泠已经很国际化了,很多国家都有会员,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都有。”邓伟雄说,
 
半年前,西泠印社就已经跟饶老联系了,大家其实一直顾虑一个问题,就是饶先生年纪大了,但最终仍然下定决心请饶老出山。
 
饶老同意接棒西泠社长,首先是因为认同西泠对学术、艺术的贡献。饶先生认为,金石学是很多学问的基础,包括书法、篆刻、古代史等。
 
“钻探机”式的治学方法
 
李焯芬讲了一个多年前与饶老学术交往的小故事。
 
《史记》里有舜把三苗打败,“迁三苗于三危”的记载,不少研究古代史的学者认为,“三危”就是当今敦煌的三危山。
 
但是,怎么可能把几十万人一下子迁移到三危山这个小地方去呢?李焯芬说,“我看完不信服,就跟饶老讨论这个问题。”几个月后,饶老告诉他,搞通这个问题了。原来,饶老熟悉甲骨文,去找商代的资料,发现甲骨文有关于危方的记载,三危并非指敦煌三危山,而是危方的土地,指广大的西部,也包括西南,当时这些地方叫危方。
 
“通过饶老的证明,《史记》的记载看起来就很合理了,又有甲骨文的资料支持,是一个学术上的突破。”
 
这是典型的“饶宗颐式”的学术研究方法。不管是敦煌学、中西交通史、上古史、古文字学,一旦发现一个问题,他就像钻探机一样深入下去,专注这个研究,通过新资料,得出新结论,找到新突破。
 
李焯芬说,饶先生的研究是点式的,两篇文章、两项研究之间未必有关系。“他有一套二十一世纪论文集,每一套都厚厚的,涉及敦煌学、佛学研究,但是每一篇论文之间没有联系。”比如前一篇谈禅宗六祖慧能,传统的说法是六祖是文盲,但饶老去广东收集资料研究一番,得出的结论是,六祖是有文化的。下一篇就讲魏晋南北朝佛学翻译问题,或是研究玄奘的问题,虽然都是佛学,但彼此独立。
 
“每一篇论文都精彩、都有突破,但他不是像一些学者那样一辈子钻研单单一个领域,而是上百个领域。他的研究是点,不是线和面,但他的点都是非常精彩的点。”
 
饶宗颐学术馆曾经想把饶先生的每个研究领域都整理一篇介绍文章,但发现范围太广博,工作艰难,迄今仍未完成。
 
饶宗颐自己也说,很多人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在学术研究方面,有这么多的方向,几乎遍及中国传统学术的各个领域。其实,造成这一个现象的原因很简单︰我都对中国文化的各方面,抱着很浓厚的好奇心,希望寻根究底。所以直到现在,我对各种新出土与学术有关的文物,都十分关注,尽量利用这些资料来定证及推展我的研究。
 
郑炜明博士是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高级研究员。他1981年起师从饶先生,并成为饶先生的助手。他说,饶先生最反对我们把研究领域收得太窄。
 
文化源流具有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内涵和条理,及因果关系。“饶师兴趣最大的,正在于此。”郑炜明总结说。
 
中国文化的希望
 
饶宗颐说,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失去信心,向外追逐驰骛,“知彼”的工作还没做好,“知己”的功夫却自甘抛弃。不过,他近年有了一个新看法——中国正在走向文艺总复兴,就像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一样。正如经济繁荣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提供了前提,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到处都在大兴土木,挖下去很容易就找到古代的东西,新材料层出不穷,带动古代史研究和考古学发展。饶宗颐希望推动中国文化方面的研究。现在欧美也知道中国要发展为一个经济大国,研究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也很多。这就是饶先生对中国文化现状的分析——中国将更加走向世界。
 
“中国文艺总复兴”这个结论,正体现了饶先生一向重视新出土文物的研究取向。他曾到印度、伊朗、中亚、欧洲的博物馆去看别的国家的出土文物。古代文明之间有很多交往互动,因此他经常能得到一些新的结论。
 
饶先生最新的一本学术著作,是2010年底出版的《西南文化创世纪》。邓伟雄说,饶先生最近20年,花很多时间研究长江流域文化,书基本写好了,往往为了等一个新资料,放在出版社好几年,一直不让出。
 
饶老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对什么事情都不能太执着,除了做学问。”
 
邓伟雄也说,饶宗颐与王国维、陈寅恪是同一类型的学者,但是他的优势是处于不同的时代,出土的文物特别多。饶宗颐研究的一个特点,是绝非单单研究一个东西,比如研究词学,就要跟社会状况,跟宋代的历史人物、社会制度结合起来研究。
 
家学加勤力,成就一代学术领袖
 
作为20世纪下半部分国学研究最重要的人物之一,饶宗颐常常说自己是幸运的。他认为,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家学。他的父亲饶锷是南社社员,潮州赫赫有名的大学者,对历史、古文字通志很有研究。饶家的藏书楼天啸楼,是粤东两大藏书之一。饶宗颐的幼年,就在藏书楼里度过。
 
郑会欣也感叹,相对于我们这一代,饶公的国学基础实在太好,练的是“童子功”,小时候看的东西过目不忘,记在心中。
 
“他的脑子像电脑,有时他在家里打电话来要查书,作者、版本、第几卷清清楚楚,我马上就能去图书馆给他查到,非常方便。”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做有兴趣的事往往会全神贯注,再长时间也不觉得辛苦。饶宗颐最大兴趣就是读书做学问,看起书来就不觉疲倦。邓伟雄介绍,饶先生在法国时,有位一起做研究的法国学者慨叹,饶一天看书写东西十几个小时,其它东西都不理会,这样拼命治学,别人如何比得上?
 
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收藏了饶先生转赠的藏书几万本。一位职员说,这些书上都有他的批注,说明他全部认真看过。“饶先生藏书,为的是使用,而非追求版本。”
 
学术成就傲人的原因,饶宗颐自己还总结了一条——长寿。正因为长寿,时间多,所以可以研究很多问题。“他十几岁就是大学教授,学术生涯已经有70多年,超过很多人的寿命,成果能不多吗?”一位与饶宗颐相熟的后辈学者说。
 
导夫先路
 
郑会欣说,对于学生,饶先生可谓“导夫先路”。“他是站在高处指引别人的人”。
 
饶先生对奖掖后学费力颇多,尤其是来自内地的学者。他退休后,适逢内地改革开放,因为事务渐少,有时间回内地了。跟内地学术界交往多了,发现当时学术界跟国际上差距太大,正象“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句话所描述的那样。
 
饶先生经常只身往来内地,曾经3个月内走访了33个博物馆,考察了文革期间出土的大量文物。郑会欣说,“他回去之后,对国内学术界是一个带动。”
 
饶宗颐在香港成立了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从社会上募钱,邀请国内中青年学者来港研究。“在会议上发现国内有的潜力中青年学者,就邀请他们来,放下一切干扰,查找资料写东西。”郑会欣说,学者们往往是带着半成品而来,潜心研究、得到指点后出书立说。现在内地敦煌学和古文字学界很多重要人物,都曾经受惠于饶公。
 
不少人想给饶公写传记,他都是一笑了之。郑会欣说,可能是饶老认为自己的学术生涯还早着呢,未到总结时。前不久,在答谢“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时,饶宗颐说,对当代文化艺术发展方面,我所做到的仍然十分不足。故此,这一个奖项,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鞭策。我现在虽然已经接近百岁高龄,但仍应当如易传所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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