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蔚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2-1-16 8:2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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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贤:生活是行动

 
人物介绍:
 
余永贤,广东台山人,1947年2月生于香港。
 
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教授,英联邦科技管理联盟创会会员及香港代表。
 
曾担任香港科技促进会副会长,澳门大学校长高级顾问,法国巴黎经济合作组织发展中心经济师,香港工程师学会友人院士,香港建设管理交流中心创会董事。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多次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技政策部顾问,协助发展中国家规划科技政策。
 
■本报记者 洪蔚
 
认识余永贤多年,直到不久前采访他,才知道这位科技政策专家,也弹得一手好钢琴。几十年来,他的科技政策观察、研究、实践的足迹,跨越了欧、美、亚、非大陆。
 
出了国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
 
余永贤1947年生于香港,1967年香港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俄勒冈大学及英国牛津大学,后在德国、法国、意大利、丹麦等地工作。
 
第一次迈出国门,余永贤说:“到了国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有一件小事,让余永贤至今难忘。
 
在美国留学期间,学校举办了一次庆祝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们,为大家演唱自己家乡的民歌。余永贤从小就会弹钢琴,在音乐上颇有造诣,此时才发现自己对中国民歌了解得太少,而更多的香港同学,则只会唱英国民歌。
 
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他说:“在那种环境中,我更清楚地感到自己是中国人,却对中国的民歌了解得这么少,真是惭愧!”
 
在欧美的游历生活,使余永贤逐渐意识到,“有些问题,要从国际的角度去审视”。
 
做什么最能贡献社会
 
1977年,回到香港,在香港大学任教8年。
 
不久前,一位早年的学生,去拜访他,谈起当年的旧事说:“您曾经对我说:人不仅要会表达,还要会倾听。这句话我记了几十年。”
 
那是1981年的一次对话,如今这位学生已经是香港理工大学的副校长了。顺口说出的感想,能对学生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让余永贤感到意外的同时,更让他感到责任。
 
谈起做教师的经历,余永贤说,对学生来说最困惑的问题之一,就是“我毕业后应该做什么”。
 
余永贤说:“我很少直接回答,而是给出三个问题,让他们自问。”
 
“我最喜欢做什么?”“我最擅长做什么?”“我做什么最能贡献社会?”
 
余永贤早年喜欢哲学,上大学时学的是理论物理。上世纪80年代以后,转向科技政策研究。早年读到了一句歌德的话,一直是他人生的座右铭:“生活是行动,不只是思考。”
 
作为科技政策的学者,他也以这句话来衡量政策创新。
 
在他看来,任何政策理论上的创新,在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后,都无非是在前人基础上略有推进,而将某一目标付诸实现,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创新。
 
因此,在给学生的三个自问中,余永贤认为,最后一问,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问。
 
把鞋子卖给不穿鞋的人
 
1989年,余永贤在香港城市大学开始了产学结合的尝试。“这在当时的香港,是没有人尝试过的事,大多数人都说,很难!”
 
余永贤打了个比方说:“这就好比是把鞋子卖给不穿鞋的人。”不穿鞋,鞋子自然卖不出去。
 
余永贤下了点功夫后,说:“其实不难。”因为不习惯穿鞋,所以如果换个思路,会发现其实空间很大。
 
具体到企业,如果只给他们一个“菜单”,他们会说,这里面的我们不需要。如果换个思路,不只给他们一个“菜单”,而是帮助他们分析、了解,怎样让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更好地发挥作用,就会找到双方都满意的合作点。
 
1990年,余永贤在香港城市大学,建立起香港第一个在大学里的“科技园”,成功地引进了企业与大学合作。
 
最“老”的经济学学生
 
1992年,45岁的余永贤又回到学校,这次他到牛津学习经济学。“经济是政策的语言,一个国家政策的核心是经济,并围绕此,进行资源分配。”
 
到牛津后,余永贤结识了一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学,这位同学也姓余,小余永贤两岁。他对余永贤说:“你来了正好,本来我是这里最老的学生,现在最老的学生是你了。”
 
学了经济学,余永贤更深地认识到,搞科技政策的要懂经济学,“科学本身也是一种国家项目,也遵循经济学法则”。“可惜的是,如今国内外搞科技政策的人,系统学习过经济学的很少见。”
 
在学了经济学之后,余永贤把经济学中“市场失败”的概念,引入了科技政策的框架。
 
市场失败
 
搞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市场失败”这个概念,有些东西光靠市场是发展不起来的,比如说科技。大家都知道科技对社会的促进作用,同时科技也是一个回报非常分散的领域,需要国家集中资源去做——医疗也是如此。
 
科技、医疗都是“专家物品”(expert goods),这种产品很难被消费者,甚至市场去判断其价值。打个比方说,你去买一件衣服,颜色、款式、面料等等,消费者可以自行判断其价值。
 
而如果你去医院,医生说你该做怎样的治疗,大多数人在治疗后,也无法判断是否该接受这样的治疗,其价格是否合理等等。科技也是这样一个极其专业的“产品”。
 
“中国是一个不完全成熟的市场,市场失败的比率比起成熟的市场,要高很多。”
 
“读歪书”
 
“读歪书”是个广东方言,余永贤用这个短语,形容把发达国家的经验直接拿到国内用的学者。
 
在他看来,发达国家科技水平高,市场运作良好,极大地降低了市场失败的比率。这是中国与国外发达国家不同的地方。
 
一些学者从国外学来了一些优秀经验,直接拿到国内使用,结果发现根本行不通,转而批评国内的种种问题。
 
“其实不是我们的错,也不是人家的错,而是两个社会发展水平不同。”余永贤说,“不能直接套用别人的经验和做法。”
 
文化香港
 
将平生所学付诸实现,是余永贤事业上最大的追求。由于殖民地文化的影响,香港的科技发展滞后,作为一个香港科学家,他期望以自己所长,改变这种局面。
 
在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从教多年后,如今余永贤将阵地转回了香港,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正在香港大学筹建科技政策中心。
 
由于科技水平落后,香港的科技政策研究也相对滞后。他说,在香港组建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并不容易,就像50年前,刚刚有了电脑专业的时代,人们不知道该把这个专业放在数学系,还是工程系。
 
“如今的科学也不是50年前了”,那时候,做什么项目,不做什么项目,几个人坐在一起商量商量就可以了。现在,这是一门学问,要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科技政策是一门决策的学问,这门学问做得好了,可以帮助香港的科技尽快地赶上来。
 
“将平生所学付诸现实”,对余永贤来说,他最终要付诸现实的,是打造一个“文化香港”的梦想。
 
《中国科学报》 (2012-01-16 B2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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