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洪蔚
“如果从国家层面实行‘科学外交’策略，将是跳出科学旧辙、提升国家影响力的双赢局面。”
“在‘十二五’规划中，没有涉及科学外交的观念和具体做法，这是一个遗憾。”
不久前，在清华大学的一场报告中，香港学者余永贤抛出了“科学外交”这个概念。
台下的学者、官员、青年学生反应热烈，短短30分钟的报告引发了近2个小时的讨论。
“已经是时候了”
余永贤是香港科技促进会原副主席，在美国、法国、德国等地讲学多年。自上世纪80年代起，他开始关注内地的科学发展，并于近年在很多场合表达了对内地科学布局的一些建议。“十二五”规划前期，他曾代表香港主笔撰写了《香港科技如何参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报告。
与科技合作不同，在余永贤看来，科学外交以提升国家影响力为主要目的，其进行的科技交流不一定有实质性合作，也较少抱有短期的功利目的。
1985年，余永贤第一次访问北京时，就曾对国家科技管理者提出过相似的概念，但他很快意识到，以当时我国的国力和经济水平，这种提法太过“超前”。
随着我国近年来经济实力的增强，一年前，他对科技部一位政策研究者再次提出“科技外交”的想法，对方说：“这回也应该是时候了。”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我国的国际地位正不断提升。但目前，从世界舆论来看，我国文化被世界接受的程度不足，使得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与我国经济水平和国力水平并不相称。
不久前在非洲考察时，当地人对中国的评价给余永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指着与中国合作兴建的工程、项目说，和中国人的合作，短短四年就很有成效。与法国相比，“我们和法国合作了40多年，收效甚微”。
从这种评价中，余永贤看到的不仅是中国在国际科技合作上取得的成功，更是把科学看做一种实现“影响力”的手段。
“科学是提升文化影响力的一个手段，比起其他文化领域，科学更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在余永贤看来，“科学外交”与我国历史上采用过的“乒乓外交”有异曲同工之妙。
科学外交与科学合作相似而不尽相同，把科学作为一种外交手段，其着点眼不在其短期功利目的，而在于长远影响力，在于未来在世界舞台占据更多份额。
“作为一种文化，科学更少一些地域、宗教、习俗的限制因素，更适合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沟通、交流与分享。”余永贤说。
基础科学支持仍乏力
在我国，从经济发展水平看，把科学作为一种外交方式，“已经是时候了”；但从科学本身的发展水平看，特别是从基础科学的发展水平看，似乎仍存缺憾。
在余永贤看来，实现科学外交的前提是基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是要有领先的科学成果拿来交流与分享。
余永贤对比了世界各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水平，一系列数字引人深思。从2009年基础科学投入经费占R&D（研究与开发）经费的比例看，法国、奥地利等欧洲国家普遍超过20%，最高的瑞士高达25%。而即使在发达国家中投入比例较低的美国和日本，也分别占到了17%与13%。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年我国基础研究的投入比例只有4.7%。
基础研究投入水平低，在我国是一个探讨了多年的老话题，却一直没有明显的改善，投入比例多年来一直在5%左右的低谷中徘徊。“走了20年的道路，已有的车辙越来越深，也越来越难以走出。”这也是很多内地学者的共识。
因此，余永贤认为，在这个旧辙面前，如果能从国家层面提出“科学外交”的策略，其作用相当于一剂“强心针”。以科学外交为新的立足点，带动基础科学；以基础科学的长远发展支持科学外交，最终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这将是一个良性互动的双赢局面。”
事实上，“科学外交”对我国大多数学者来说还是一个崭新的字眼。余永贤演讲当天，大多数学者对“科学外交”的观念给予了热情响应。然而，一些更了解国内情形的学者也悲观地表示，目前看不到从20年的旧辙中走出去的希望——基础科学的力量不足，似乎难以支撑科学外交的设想。
不过，一位曾担任副部级科技官员的学者在评价余永贤的观点时表示，或许正因为余永贤是旁观者，没有身处问题的核心，没有被困难局限住，他的看法反倒有可能为解决老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立足点。
《科学时报》 (2011-12-01 A2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