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操秀英 来源:科技日报 发布时间:2011-9-3 14: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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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翠芬院士:“好人”迹远只留香

 
黄翠芬,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微生物、免疫及遗传工程专家。广东省台山市人。1949年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获理学硕士学位。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全军分子遗传重点实验室主任。我国基因工程创始人之一。2011年8月9日不幸因病逝世。
 
上世纪50—60年代,研制成功四联创伤类毒素,高效甲、乙型肉毒类毒素等重大科研成果,为我国的国防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70年代,在国内率先采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开展细菌毒素的结构与功能研究及基因工程疫苗研究,研制出高保护率的幼畜大肠菌腹泻预防基因工程疫苗及人用腹泻预防基因工程疫苗。80年代后,开展了基因工程多肽药物研究,首先在国内获得尿激酶原(Pro-UK)基因克隆及表达,并对人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结构改造,提高其性能,是当前溶血栓特效的多肽药物。2000年至今,开展分子肿瘤研究。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4项。1984年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科学工作者”荣誉称号。
 
我们不够幸运,未能见到大家口口声声念叨着的、那个总是微笑着的“老太太”。
 
2011年8月9日那个暴雨倾盆的夜晚,91岁的黄翠芬院士,和她的亲人们说完“再见”,作别了这个世界。
 
一上午的时间里,我和同行们一起,聆听她的同事和孩子们讲述她的故事。有人说,她是一本书;有人说,她的人生是一个个惊叹号。如果是一本书,几个小时的时间,我显然无法读懂;若是惊叹号,我也无法领会其中深刻的内涵。作为一个晚辈,这些故事片段勾勒出的“黄奶奶”,是一个可敬的科研工作者,是一个好人。
 
住院的5个月时间里,她没有停止工作。“她的病房里是各种杂志和报纸。”曾陪护她的赵亚丽博士说。
 
弥留之际,她对医生说:“科研有成功,也有失败,你们将我的数据好好总结一下,希望对别人有帮助。”此前,她自愿尝试接受了多种新技术和疗法,如靶向定位放疗和化疗、仍在美国二期研发过程中的新药等。
 
“我们每次去看她,虽然刻意不谈工作,但是三句话过后,聊的还是工作。”她的学生、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所研究员黄培堂说。
 
有一次,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学生去医院看望她,事前大家都交代他要控制时间,但是老太太还是详细询问了他的研究进展,还给出建议。这个学生出来后就哭了。要知道,放化疗的痛苦,对一个90岁的老人来说,是怎样的折磨。
 
对她来说,这或许已成习惯。事业上的她“争分夺秒”,是个“急性子”。
 
在文革期间,她利用晚上没有政治学习的时间,教学生英语。“我们都是学俄文的,没有英语基础,从ABC开始学习。教材都是黄教授亲自撰写或摘录,用蜡板刻印。之后,又用她那架老式打字机打印资料让我们翻译,然后逐字逐句地给我们修改。”她的学生张兆山说。那时候,她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
 
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黄翠芬意识到十年浩劫拉大了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此时,她瞄准了对她来说全新而陌生的分子遗传学领域。这意味着,她要像年轻人一样从头开始。
 
她立即组织有关专家给大家普及基因工程的知识,同时给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钱学森写信要求开展基因工程研究,并得到大力支持。随后在全所挑选了30名同志先后派往中科院有关研究所学习。1980年,全军第一个分子遗传学研究室成立。她在一个幼儿园的旧址上,鼓捣出实验室。
 
在将所有公费学习的机会留给年轻人后,1981年,年过花甲的她自费去美国探亲,实际却开始了长达半年的学习。
 
在实验室里,年龄最大的她在试验台前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半年时间里她发表了2篇论文。回国时,她又想起了她那个简陋的实验室,筹集了1万多美元的设备,复印了几十万字的资料。而她带给丈夫的礼物,仅仅是一个打火机,据说还打不着火。
 
1990年,年逾古稀的她,为了探索肿瘤发生的机制,亲自找经费跑设备,筹建了肿瘤分子生物学实验室;2001年,她的学生杨晓从美国学成回国,筹建了以基因打靶为技术平台的发育与疾病遗传学实验室。她总能敏锐感知科学前沿,并坚持不懈地探索着。
 
“她有很多头衔和荣誉,在我眼里,她首先是一个好人。”她的长子周哈阳说。
 
是的,人们都记得她给的温暖。
 
“到现在我都接受不了老人家去世的事实。80多岁的时候,她还和我们打沙壶球,教我们怎么击球。”她的博士生张浩哽咽着说,“病重期间,她还记得我们家在装修,跟她家人交代把家里的沙发留给我。”
 
她的学生杨晓也记得,她最后一次去看老师时,老人家还惦记着她女儿出国留学的事情。此前,老人把美国的外甥女给她发的有关在美国如何申请大学的邮件,全都打印出来,派人送给杨晓的女儿。
 
而每年在她家的新年聚餐会,几十人的伙食,她都亲力亲为。她的学生王国力说,从老师那偷学到的越南饭至今仍是他宴请朋友的保留项目。即使出差到美国,她也会招呼在那边的学生聚会,介绍国内最新动态,讨论回国事宜。她甚至把每次聚会时的照片冲洗后分发给各个家庭。
 
在她最后的日子里,她“脆弱”地请求医生早点结束她的生命。“其实她是不想给国家增添负担,给别人添麻烦。”黄培堂低声说。他永远也忘不了老师最后和他说的话。“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已经不太清醒了,但是在我走到门口准备离开时,突然听到她问‘带伞了吗’,那时候我都惊呆了。后来才明白,那几天北京老下雨,她担心我被淋到。”
 
“她这一辈子都在为别人着想,我有时候都想不通,她遭受了那么多苦难和挫折,怎么还能这么淡然,保有一颗善良的心?”周哈阳坦言,母亲的胸怀,他无法企及。
 
怀孕7个月时,她和丈夫周廷冲花高价买了两张船票,在货船里颠簸了两个多月回到祖国;文革期间,周廷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发配到西北放羊,她也因“海外关系复杂”被审查,一家6口四散各地;70多岁送别老伴;生命的最后10年里,两次遭遇癌症……命运似乎并不优待她。
 
“但是她从来没有抱怨过。回国后我也遇到过很多挫折,也有很灰心的时候,每次找黄老师谈心,总会不自觉地被她的乐观和豁达所感染,重新鼓起前行的信心和勇气。”杨晓说。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万物终要汇入到浩瀚茫茫的宇宙中,作为其中一颗微微闪光的星星,我感到是那么的幸运,那样的值得分外珍惜。”在自述中,她回忆了一生的经历后这样写道。也许,这就是不管顺境逆境,她总是与爱同行的原因吧。
 
“她内心的从容、宁静、以及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你只要走近,就能感觉到。”杨晓说,她眼里的恩师,用李清照咏桂花的词来形容很是贴切—— “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留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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