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永红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11-4-22 9: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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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黄翠芬院士:“蜜蜂妈妈”的礼物

 
黄翠芬院士出席全军英雄模范大会暨庆祝建军80周年大会
 
黄翠芬院士是我国生物工程的奠基人之一,著名分子遗传学家。但在她的研究室里,老的小的都愿意喊她“老太太”,她还有一个昵称:“蜜蜂妈妈”。
 
“蜜蜂妈妈”与党同龄。90年的风雨人生,她有太多的传奇。她与丈夫周廷冲都是院士,夫妻院士,军中唯一;作为主要完成人先后两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三获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全国罕见。她是一本厚书,页页都藏珠玑。
 
有人说,出国后更能体验对祖国的那份情感。黄翠芬现在的学生、同事都留过洋。年轻一点的在海外观看1999年或2009年国庆大阅兵的实况转播时,都会特别留意观礼台上“蜜蜂妈妈”的身影。她的镜头虽然一闪即过,却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记,因为她总是热泪盈眶。张浩博士2009年在美国留学,他清楚地记得,建国60周年大阅兵后,“蜜蜂妈妈”在电话中与他的对话:“看大阅兵了吗?”“看了。”“有什么感受呀?”“为祖国的强大而自豪。”“对!只有祖国强大了,才有真正的自豪感。”
 
黄翠芬先后5次登上天安门旁的观礼台,其中4次是观看大阅兵。
 
1959:第一枚军功章
 
眼泪是情感的标志物,有时苦,有时“甜”。
 
1959年国庆大阅兵,黄翠芬流的是“甜”泪。这一年是她回国第9年,参军第5年。她是戴着她的第一枚军功章前来观礼的。虽然与她后来荣获的诸多荣誉相比,这枚军功章等级是最低的,但她却格外珍视。在她数万字的回忆文章中,许多让人羡慕的荣誉她一句不提,而特别写了这个三等功的来历。
 
1954年,她调入军事医学科学院,从抗美援朝战争的卫勤总结中她看到气性坏疽是造成伤员截肢和死亡的重要原因,亟待研究免疫措施,于是便选择了这个课题。面对产气荚膜菌的免疫难题尚未攻克,黄翠芬与庄汉澜、王明道等经过4年努力,研究出了产气荚膜菌疫苗,为过渡到生产工艺打下了坚实基础。研究室因此荣立集体二等功,她本人荣立三等功。
 
国庆10周年大阅兵所展示的武器装备给世界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新中国已经具备了制造现代兵器的能力。受阅的火炮大多是国产的,歼5飞机是国产的,而59式坦克则是首次公开亮相。看到这些,黄翠芬落泪了。曾经饱受凌辱的祖国啊,我们终于有了自己制造的飞机、坦克和大炮!
 
此前,她只见过日本侵略者的飞机、枪炮和屠刀。1940年,黄翠芬被广州岭南大学化学系录取,因广州被日军占领,学校暂借香港大学的校舍上课,可不久香港也沦陷了。她不久后逃出香港,途经澳门,躲过日军的十多次搜查,终于跋涉至粤北坪石,借读于避难于此的中山大学理学院。大学毕业后,她来到重庆,在中央卫生实验院流行病微生物研究所工作。其间,她通过未婚夫周廷冲结识了他们的人生领路人——中共地下党员计苏华。从此,他们的人生就与中国共产党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当时,他们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奔赴延安,二是考奖学金出国。他们选择了前者,可计苏华却劝他们出国留学,并说这是周恩来副主席考虑到新中国的建设而提出来的。他们先后获得英、美奖学金,在海外分获博士、硕士学位。他们在美国结婚,计苏华则是他们的证婚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的声音传到了美国,黄翠芬夫妇立即从波士顿赶到旧金山,准备乘船回国,然而美国政府对新中国实行严密封锁,不让高级知识分子返回中国。美国的移民当局更是百般刁难,不给签证。签证无望,他们不得已选择了“偷渡”。一艘货船的船长收了他们每人500美元(客轮船票为160美元),答应让他们上船,但有言在先,如被移民局查出,他概不负责。历经坎坷,他们冒险登上了这艘货船,在海上飘泊了56天,终于抵达天津大沽口外。他们的人生领路人计苏华与他们相拥而泣,彻夜长谈。祖国啊,我终于回到了你的怀抱,可以为你服务了!
 
黄翠芬起初被安排在山东医学院(山大前身)任教,后被调入军事医学科学院(成立于上海,1958年迁至北京)流行病与微生物研究所免疫室,从此与军事医学结下不解之缘。能够为军队为国家做一点事了,她的心情就像小孩子第一次做事受到妈妈夸奖那样兴奋。阅兵式上,看着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黄翠芬抚今追昔,心里充满了阳光。
 
1984:模范科技工作者
 
时隔25年后,1984年国庆大阅兵,黄翠芬又一次登上了观礼台。这一次,她是作为中央军委授予的“模范科技工作者”被邀请的。63岁的她献给祖国的礼物是一面医学防护盾牌,后来获得了全国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87)。今非昔比,但站在观礼台上的她仍然是饱含热泪。
 
这面医学防护盾牌,是在远离首都的一条山沟里完成的。生活条件差,比生活条件更差的是她所处的精神环境:丈夫周廷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发配到西北放羊,她也因“海外关系复杂”受到审查,一家六口天各一方……然而,战友们从未听到她有一句怨言,而从她的身上懂得了什么叫赤心报国,什么叫矢志不渝。对于所受磨难,她在后来写的回忆录中只字未提。十几年的事,一句“为了国家利益”,啥都不说了,又啥都说了。
 
“同志们好!”天安门广场,军委主席邓小平站在敞篷车上检阅部队。黄翠芬看到邓小平从观礼台前经过,是那样的从容自信,那样的坚定不移,她流泪了。儿女们曾经问她:“那时您后悔过吗?”回答是四个字:“无怨无悔。”她的同事问她:“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你?”回答是两个字:“信心。”虽然“文革”让她失去了很多,但她从未失去过信心。有两件事至今仍让同事们佩服不已,津津乐道。一件事是她在山沟里顶风办起了夜间英语学习班;另一件事是她搞的基因工程讲座。
 
阅兵式上,战略导弹方队隆隆驶过天安门广场,这是我国的战略导弹第一次公开亮相,现场一片欢呼,掌声雷动。黄翠芬很自然地想起了“中国现代导弹之父”钱学森,就是有了他的大力支持,才有了生物工程在军事医学领域的地位。1977年,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钱学森到黄翠芬所在的山沟里视察。当黄翠芬给他汇报要搞生物工程时,这位科学巨匠表态说,我支持!此后,凡是黄翠芬有关生物工程方面的请求,钱学森几乎是有求必应,自己能解决的当场拍板,不能解决的帮助找人解决。他们两家人也因此成为挚友。黄翠芬当选院士时,钱学森亲笔写了祝贺信,“钱学森星”命名仪式也特邀黄翠芬去参加。
 
1979年年底,黄翠芬在北京筹建起全军第一个分子遗传学实验室,迈开了在生物工程领域攻坚的步伐。这步伐不像行进的受阅队伍那样,或铿锵或轰鸣,而几乎是静悄悄的,只有那昼夜蜂鸣的低温箱在为他们吟唱,于一开一关中记录着他们的进展和战果。
 
1982年,比利时著名的生物化学科学家香川教授来黄翠芬的实验室参观。他看到的是一座“超期服役”的破旧危楼,恒温室设在楼梯底下的狭小空间里,隔热层用的一道道棉帘。他惊呆了,但更让他吃惊的是:“想不到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能在如此简陋的实验室开展。”
 
在参加国庆观礼前不久,黄翠芬的实验室与另一实验室合并,正式成立了生物工程研究所。告别危楼时,许多人是那样的依依难舍,因为它是一个见证,一个符号。从山沟到危楼,黄翠芬带领大家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为国分忧,什么叫发奋图强。
 
1999:两个“国一”,三个“军一”
 
“国庆50周年大阅兵,我在美国从电视中看到‘老太太’在观礼台上,热泪盈眶,特别激动。”胡宝成教授说。
 
1999年的国庆大阅兵又被称为世纪大阅兵。这一次走上观礼台,78岁的黄翠芬献给祖国的礼物是沉甸甸的:两个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3个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收获有价值,但比收获更有价值的是懂得何以能收获。1999年的大阅兵是建国以来受阅方阵最多、军兵种最全的一次。国富兵强如同水涨船高。她带来的礼物也是水涨船高的见证。她所在研究室的科研经费,现在一年相当于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倍上百倍。
 
蜜是蜜蜂酿成的,而花是开在大地上的,而且,一罐蜜靠一只蜜蜂也酿不出来。这句话“老太太”嘴上没说,却用行动加以证明。在她的回忆录中,连当年曾帮她装修危楼的管理科长徐之兴和管理员徐长林的功劳也记上了;谈到科研时,主语大多用“我们”,而极少用“我”,除非“我说”,或“我和XXX一起”,什么工作是什么人做的都一清二楚。
 
黄翠芬的团队获奖丰硕,所获奖项不论她署名与否,大家都习惯把她的功劳摆在前面。要不是“老太太”眼光敏锐,确定方向和选题,哪有今天啊?但这话“老太太”不爱听。“主要工作是你们做的,不应该扯到我的身上。”乙肝诊断试剂盒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报奖时有人提出她应署名,因为她是决策者,在关键阶段又是她指挥所有人员暂停手头工作,集中火力攻关。黄翠芬却说:关键技术的突破是马贤凯研究小组做的,他署名第一当之无愧。“那把您署在后面该可以吧?”“不行!做了点儿选题和组织工作就署名,这不合适。”马贤凯后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黄翠芬——我人生的楷模》。
 
幼畜大肠菌腹泻基因工程多价疫苗是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工程疫苗,获199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黄翠芬是第一完成人。当初选择这个项目,且不说不是为了得奖,甚至也不是为了幼畜,而是为了人,为了部队的官兵。“老太太”反复提醒大家:军事医学工作者要时刻想到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一句大白话,朴实得不能再朴实,却深刻得不能再深刻。黄翠芬要把基因工程疫苗过渡到人类的计划实现了,几种人类细菌性腹泻基因工程疫苗,在她的同事和学生手里陆续面世,不仅为部队设了一道卫生屏障,而且成为国家抵御恶性肠道传染病这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要手段。
 
“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从军委主席邓小平阅兵到军委主席江泽民阅兵,这两句话人人耳熟能详,但在黄翠芬听来,头一句是党和国家对全军官兵的鼓励,而后一句是表达官兵矢志不渝的决心。她给祖国带来的生日礼物虽然不便公开展示,但同样在接受检阅。她在心里问自己:为人民服务,我做得怎样?
 
2009:一个“后基因组时代”的团队
 
2009年国庆,新中国跨入新世纪后的第一次大阅兵。黄翠芬又一次站在了观礼台上。这一年,她88岁了,暮年的她又一次止不住泪水涟涟。从第一次到这一次,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人民共和国走过了60年的强国之路。这次阅兵所展示的武器装备最全,全部是国产的。作为世纪老人,黄翠芬见证了祖国凤凰涅槃般的艰辛和逆风冲天的豪迈。祖国,我为你骄傲!
 
在这次大阅兵中,卫生勤务车首次出现在受阅队伍中。它满载着全军卫生战线献给祖国的生日礼物,其中应该也包括黄翠芬的一份。
 
从1999年到2009年,黄翠芬先后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九五”全军重大成果奖,被国务院评为“侨界十杰”,被总后评为“一代名师”,当选“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百位先进模范人物”等等。她非常珍惜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
 
作为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黄翠芬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没日没夜地做实验、写论文了,但她觉得,自己的事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兴旺。怎么讲?她这次献给祖国的生日礼物,是一个战斗在“后基因组时代”的科研团队,正如日中天,这个团队中有“973”首席科学家、有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家,有院士候选人等。
 
早在那个山沟里,她就以提携后进为己任,她教给大家什么呢?学生们的回答是:首先是热爱祖国,学会做人。曾经是生物工程研究所骨干的张兆山教授,先后到日本、美国进修,都是黄翠芬亲自联系和一手操办的。黄翠芬还亲自到美国与包括张兆山在内的留美学子谈话,现身说法,只有为自己的国家工作才有幸福感。张兆山后来写道:“我是在黄教授的感召下,也是带着感恩的心回国的。至今我对自己的选择仍然感到很庆幸,无怨无悔。”
 
每到春节,黄翠芬会在家里举行师生、同事团聚会。她亲自下厨烹制丰盛菜肴,大家沉浸在浓浓的家庭气氛中。虽然黄翠芬爱学生和晚辈就像爱自己的孩子,但在科研把关上,她却严格得近乎“死板”。学生的论文写出来了,她是怎么严抠细过的呢?她要把原始实验记录从头查到尾,厚厚的多少本,她一页一页地看,一项一项地比对,往往一坐就是一整天。
 
1996年,基因敲除技术如小荷才露尖尖角,黄翠芬随即派博士生杨晓到美国邓初夏教授的实验室学习基因敲除技术。杨晓不辱使命,在美国一鸣惊人,论文被SCI引用达1000余次。1999年3月学习期满,虽然邓初夏再三挽留,但她却毅然回到了“老太太”身边。回国后,“老太太”还为她组建了疾病遗传学研究室,承担了一项“863”重要课题并被破格晋升为教授,次年被聘为博导。
 
2001年破译了人类基因组全序列,黄翠芬意识到,一个“后基因组时代”开始了!我们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是的。杨晓、叶棋浓等就是她率领的“后基因组时代”攻坚团队的成员。他们各领风骚,又团结如一。人说她桃李满天下,而黄翠芬在自传中只说带出了8个博士、3个博士后。“不对吧?报考您的博士生就几十个呀!”“报考我的人是不少,但主要靠第二导师带,不能都算在我名下。”她不幸两次患癌,从国内外赶到医院探望的学生络绎不绝,连医生护士都说,您来住院,让我们见识了什么是真正的桃李满天下。
 
在以后的获奖项目和论文署名中,也许再也找不到黄翠芬的名字了,但她还是这个团队的“老帅”。有学生问她,“您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回答是:“能为国家做点事,看到你们健康成长。”啊!我们的“蜜蜂妈妈”!你教给我们很多很多,一下说不完,但你的报国之心,你的蜜蜂精神,你的妈妈胸怀,像一个基因,已经种在我们身上,会一代代遗传。看见黄翠芬在观礼台上饱含热泪,她的学生们也流泪了……
 
《科学时报》 (2011-04-22 A4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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