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蔚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11-4-13 8: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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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报】太空竞争:壮举背后涌动政治暗流
 
50年前,1961年4月12日,27岁的尤里·加加林乘坐第一艘载人飞船“东方1号”飞入太空,绕地球运行一圈,108分钟后在前苏联萨拉托夫附近安全返回,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
 
50年后的今天,回望人类太空历程,用波澜壮阔来形容并不为过。然而,俄罗斯宇航员尤里·巴图林却公开表达了另一重忧虑。对于过去的50年,他说:“作为宇航员,我的心情是沉重的。”
 
50年来,对“加加林是否是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的疑问,在欧洲一直传言不断。法国、意大利等国多次声称,有可靠证据表明:在他之前,早有11位先烈舍命太空,加加林只是有幸活着回来的第一人。
 
2011年3月,巴图林造访中国,从他的系列演讲中可以看出,19世纪40至50年代,是人类太空竞争的“荒诞时光”,有充足的舞台空间,上演着类似的悲情剧。
 
作为亲历者,在巴图林眼中,太空的神圣和神秘被政治博弈的戏剧化与荒诞情节所取代——历史往往在不经意间被书写。
 
从核战争到空间战
 
1945年,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苏联在核力量上陷入被动局面。1949年苏联核试验成功。
 
就在美苏两国为争夺核优势展开拉锯战的同时,也都力图在其他方面战胜对手。
 
于是,人类梦想之地的太空成了超级大国竞夺的新空间。
 
早在1945年,美国就开始对人造卫星技术进行论证。而苏联人则走得更远,在此期间,甚至制定了要将两名飞行员送入太空的计划,并要在三年内也就是1948年实现。这个计划“侥幸”地被搁置了下来,“挽救了载人航天的历史”。
 
由于正紧张筹备几个月后的火箭发射,这份载人航天计划被苏联国防部搁置起来。计划的提出者看不到“反应”,便直接向斯大林报告,要求尽快实施,斯大林将计划批转国防部。
 
说“侥幸”,是因为斯大林在报告上并没有留下“手谕”,国防部便再次将计划搁置。
 
巴图林庆幸地说,这实在是一件好事。当时的苏联正值战后,对人的生命有一种藐视与茫然,而当时研究水平远远没有达到实现载人航天的程度。如果斯大林在报告中留下明确意见,计划必然被仓促实施,那么载人航天的历史必将从宇航员的牺牲开始。
 
在这段插曲过后,美、苏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人造卫星上。
 
1952年,美国总统第一次听取了关于人造卫星的报告。1954年,苏联“火箭之父”科罗廖夫向苏联科学院院长提交了关于人造卫星的报告。一时间,谁先把卫星打上天,成为两国竞争的焦点。
 
1955年,赫鲁晓夫第一次听取了关于人造卫星的报告。科罗廖夫甚至给赫鲁晓夫提建议说:在火箭上装个球,发上去,证明我们是第一个打上去的。
 
由此可见,当时双方在卫星上的竞争,其焦点是远程武器的运载能力,并非卫星技术本身。
 
“无法无天”者胜
 
在发射卫星上,美国人棋先一招。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曾试探性地向赫鲁晓夫提出合作研制卫星的意向,当时赫鲁晓夫并未回复。巴图林说,其实赫鲁晓夫是不知如何作答,因为那时的赫鲁晓夫对太空计划、人造卫星等,所知甚少。
 
然而,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美国要遵从的繁文缛节,使它最终落败。
 
美国最早的卫星计划是一个军事计划——侦察卫星。它的预期目的地是苏联上空。在其运行过程中,要经过许多其他国家。于是美国国内就“合法性”问题展开了争议:这颗侦察卫星在经过其他国家上空的时候,算不算非法进入别国空间?
 
这个问题无前例可依。于是有关部门甚至给议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参考海洋法中关于近海与公海的区分,在天空上区分“近空”与“远空”,以此“合法”发射侦察卫星。
 
就在美国国内在此问题上纠结不清的时候,苏联却置国际法于不顾,在1957年10月4日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开创了人类航天的新纪元。
 
而此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获知消息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好啊,这就有了先例,我们也不用考虑是否违反国际法了。
 
第二天全球轰动,美国人才发现,自己错失的是一个开创人类纪元的机遇。
 
几年之后,1961年4月12日,苏联再次向世界证实了自己在航天领域的优势,将加加林送入太空,开创了人类史上又一个新纪元。不到两个月,6月3日,苏联发射“东方红2号”,成功地将另一位宇航员季托夫送入太空。
 
随着苏联航天优势的确立,冷战进一步升级,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一夜之间树立起来。
 
同年9月1日,季托夫在发表公开讲话时放出“狂言”:“把我送上天的火箭也可以用来发射核武器,打到世界上任何地方。”
 
至此,西方世界看到了一个没有合作可能的前景。
 
“流产”的联合登月计划
 
1962年2月20日,美国发射载人飞船“水星6号”,航天员欧约翰·H.格伦中校绕地飞行3圈,在大西洋海面安全返回,成为美国第一个进入地球轨道的人。
 
接到这个消息,赫鲁晓夫向肯尼迪发去贺电,并提出愿意在未来进行合作。
 
对这一表示,美国的反应非常积极,第二天肯尼迪便拨通了赫鲁晓夫的电话,谈论合作。
 
合作进展相当顺利,同年3月双方交换信函,6月8日正式达成协议。这是双方的第一次合作。
 
1963年,美苏双方进行第二次合作。1963年9月,肯尼迪建议,美苏两国联合登月。巴图林说,如果后来没有发生意外,美国、苏联两国的宇航员将使用同一个航天器一起登上月球,共同完成人类史上的又一个新纪元。
 
然而造化弄人,就在11月12日刚刚对联合登月计划进行了批示后仅10天,肯尼迪便遇刺身亡。1964年,苏联国内权力更替,第二次合作就此停顿了下来。
 
在说起这次“流产”的联合登月计划,巴图林的遗憾之情溢于言表。
 
1969年,“阿波罗11号”成功在月球着陆,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成为登上月球的第一人。这一年先后有12名宇航员踏上月球,并向地面带回440公斤月岩样品。
 
至此,美国重新夺回了在航天领域的领军地位。
 
进入19世纪70年代,美苏两国在合作的同时进一步展开竞争。特别是1975年以后,美苏在航天领域展开了美国占优势的非均衡对峙。巴图林说,在这个阶段,表面合作的背后隐藏着政治、技术竞争,真正的合作几乎终止。
 
“前景不明”的航天“危局”
 
“人类的太空历程,有个不好的开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成智如此评价航天史的开端。而面对人类航天事业未来的发展,目前潜心研究航天史的巴图林用“前景不明”表达了一种迷茫。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一直积极寻求与苏联的合作,遭冷遇后,依然屡次尝试。这种颇为谄媚的态度,解释了50多年来航天事业发展的一个“危局”。
 
在李成智看来,这个危局就是“收益”。美国的谄媚态度也是冲着这个“收益”而来。
 
尽管人类航天事业的开端颇具火药味,作为“民主”国家,“美国面临的形势比苏联复杂得多”。
 
以登月计划为例,最初预计耗资70多亿美金,最终实际花费达到265亿美金。“这笔钱花的值不值,美国总统面临着向国内公众作出解释的压力。”李成智说。于是,与苏联的合作成为一个可见收益,合作蕴涵着和平,对美国公众来说可以接受。
 
在《中国航天技术发展史稿》中,李成智曾写道:航天技术有着广泛而深远的政治、军事、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价值。
 
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他分析认为,在冷战时期,航天技术的民用价值只是军用的副产品。目前,航天技术面临从政治竞争、武力炫耀,向和平利用的转变。航天技术能否带来和平收益,是其持久、稳定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从未来收益上看,李成智对巴图林对航天事业“前途不明”的说法,表示认同。
 
多年来,在太空探索的基础上,电视等信号的卫星传输、远程医疗和卫星导航成为现实,人类对气候监测的水平不断提高。
 
“这些探索带来的收益,目前已经实现。”李成智说,而未实现的收益,在可预见的将来,却看不到明确的前景。
 
2002年,欧盟批准了旨在取代美国GPS的“伽利略计划”,对其近十年来的进展,李成智用“一波三折”来形容。“30多亿欧元的预期投入,以欧盟的经济实力并不太过昂贵,然而收益上的风险以及欧盟各国利益上的争吵,却使该计划一再拖延。”
 
类似“伽利略计划”这样让人“怦然心动”的设想,在航天领域并不少见。如在太空中加工芯片、开发更高效核电、太阳能资源等。然而这些设想也只是让人怦然心动而已,其所需成本与预期回报之间仍看不到实现平衡的可能。
 
谁可以上天
 
2010年底,俄罗斯出版的一份专业航天杂志将“嫦娥二号”隆重地登载在封面上。
 
回顾早期的航天竞争,李成智说,由于中国国力较弱,关注的重点只能放在地面上。
 
上世纪50年代末,在美苏两国航天领域竞争白热化的时期,面对国内的呼声与争议,周恩来就曾明确表示,“我们要先把地面的事搞好,天上的事先缓一缓”。
 
2007年,美国公布最新的《国家太空政策》,一些分析者认为,这部新的“美国太空法典”比起以往有着更明显的不容他人“染指”太空的霸权意图。“法典”甚至明确表示:美国有权不让任何“敌视美国利益”的国家或个人进入太空。
 
巴图林说,这部“法典”等于向世界宣称,谁可以进入太空,谁不可以进入,由美国说了算。
 
对近些年来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巴图林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中国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世界,在美国之外,也有人可以决定谁可以上天。
 
《科学时报》 (2011-04-13 A1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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