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继强 来源:中国教育报 发布时间:2011-12-9 13: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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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瀚的学术星空中,他像一颗恒星
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行走天下 守望大地

1964年侯仁之(左)考察沙漠中的古城废墟

1946年在利物浦大学

1984年侯仁之(左一)携妻子在剑桥大学与达比教授夫妇合影

侯仁之展示当年在江西鲤鱼洲劳动时使用过的扁担,笑称要“铁肩担道义”。(图片由侯仁之提供)
 
认识侯先生是在1999年的一个冬夜。那晚狮子座流星雨大爆发,为寻找开阔地观看,我来到未名湖南岸,在慈济寺遗址旁,看到一位拄杖的老人,静静地在黑暗中仰望星空。我们作伴观看,他说他是侯仁之。
 
深夜1点多了,88岁的侯先生像年轻人一般兴致不减,为阵阵划过的流星叫好。
 
流星划过的间隙,侯先生指着遗址前的空地说:“1935年,‘一二·九运动’前的一个晚上,我们燕京大学的学生就在这里集会。”那年,侯仁之24岁。
 
至今,在侯先生于燕园度过的无数个夜晚,有数不清的流星划过。而在浩瀚的学术星空中,侯先生更像一颗恒星。
 
2011年12月6日,侯先生在北大校医院度过了他100岁的生日。校医院西侧,燕京大学时期的虎皮院墙依在,他在这个院内书写了人生跌宕;校医院南侧不远处,曾经是成府蒋家胡同3号——恩师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的地方,也是影响侯仁之学术起点的地方。在这个特殊地点度过百岁华诞,也许会让人们在更多的感慨与感动中,凝望这位中国历史地理学巨擘的学术人生。
 
胸怀祖国
 
家国兴难,与侯仁之的人生之路休戚相关。
 
侯仁之曾说:“一个青年能在30岁以前抓住他值得献身的事业,努力培养他的士节,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国家和社会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
 
说这段话时,侯仁之33岁,正值抗战时期,他的命运和民族命运一样,正在经受考验。
 
“九·一八事变”时,侯仁之正在通州的潞河中学读书。1932年,他考取了燕京大学历史专业。1937年,顾颉刚任历史系主任,侯仁之留校做助教,同时读研究生。“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顾颉刚南下,侯仁之转为洪业的研究生。
 
在燕京大学,侯仁之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也踏上了终生从事的研究之路,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他受到了精神上的指引。他说,顾颉刚、洪业的教导,明清之际的几位学者志士如徐霞客、顾炎武和陈潢给了他心灵深处的深刻影响。他很尊崇顾炎武,认为“顾炎武是一手握笔一手执剑之人”。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宪兵队住在西苑,燕京大学组织了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美籍教授夏仁德做主席,侯仁之做副主席。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组织把学生送到抗日根据地或大后方去。他们前后送出了三批学生。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军占领,20余名师生被捕,侯仁之是教师中最年轻的一位。他们被押往日本宪兵队总部,关押在北大红楼地下室。侯仁之记得,阴森森的红楼地下室,透过窗户栏杆照进来些许日光,上面不时传来日本宪兵来回走动的声音。次年6月,军事法庭判侯仁之徒刑1年、缓刑3年,罪名是“以心传心,抗日反日”。
 
出狱后,为了不让保人受到连累,侯仁之留在了京津地区。导师洪业教授告诉他,拿起笔,做学问。
 
做学问也不得安宁,经常有穿便衣或穿西装的日本人上门来盘问:“现在干什么啦?”汉奸也来拉拢,邀他到敌伪的研究机构供职。后来,侯仁之找到了一个地方——天津工商学院,那是法国天主教的大学。侯仁之以新工作做挡箭牌,搞起了研究。这期间,他写完了《北京金水河考》和《天津聚落的起源》。
 
抗战胜利后,侯仁之回到了燕京大学。1946年,他被派往利物浦大学留学。英国3年学业结束时,新中国要成立了。侯仁之异常兴奋,他是留英中国学生会副主席,忙着动员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在新华社驻香港机构的安排下,侯仁之回到了北京,时间是1949年9月29日。两天后,他和夏仁德教授一起去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开国大典的庆典游行。当晚,学校安排他在燕京大学贝公楼礼堂给全校学生作报告,讲述他当天的感受。“一个大灯照着我,气氛很热烈,永远难忘。”侯仁之说。
 
新中国成立后,轰轰烈烈的建设高潮鼓舞着侯仁之,他思考着自己的学科如何为新中国建设服务。上世纪50年代,他参加了梁思成的北京市规划小组,上世纪60年代,他参加了六省区治沙会议后,把研究领域拓展向了沙漠。
 
其间,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部分学科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迁到燕园,侯仁之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
 
正当侯仁之的学术一片坦途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批判“三家村”时,侯仁之被卷了进去。因为吴晗曾经编过一套历史小丛书,侯仁之撰写了丛书中的一本传记——《徐霞客》。后来谈起这段往事,侯仁之依然会高声笑谈,似乎对那场闹剧没有了怨恨。可是,季羡林的生动记录,让我们今天读来,不寒而栗——
 
新北大公社的广播经常鬼哭神嚎地喊出了周一良、侯仁之、季羡林的名字,连成了一串,仿佛我们是三位一体似的。有一次,忘记了是批斗什么人,我们三个都是“陪斗”。我们被赶进了原大饭厅台下的一间小屋里,像达摩老祖一样,面壁而立……忽听台上一声狮子吼:“把侯仁之、周一良、季羡林押上来!”我们就被两个壮汉反剪双臂押上台去,口号声震天动地。
 
最后,侯仁之背负“三家村干将”的罪名,被下放到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鲤鱼洲的“五七干校”,在“文革”期间耗去了大批北大人的学术青春。
 
自1969年夏天开始,58岁的侯仁之接受了两年的劳动改造。在鲤鱼洲,筑堤抗洪,插秧、育秧,打场、割稻子,他样样都干。
 
对待往事,侯仁之是豁达的。他后来说,被迫到鄱阳湖劳动并不一定是坏事,艰苦的生活使他的身心更加坚强了。去鲤鱼洲时,侯仁之带了个扁担过去,返京的时候,他又带回来了。他打趣地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那个年代,纵有妙手,还要期待著文章的机会。1972年,全国恢复了部分学科如文物考古等专业的学术研究,侯仁之又迎来了学术的春天。1978年科学大会后,他重返西北沙区考察。1980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
 
回忆起这段时光,侯仁之说:“上世纪80年代真是我学术生涯的大好时期,历史地理专业开始发展成长,后学渐长,又多次赴国外交流讲学,同时开始对比研究中外城市的历史地理,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一集、二集相继出版……”快慰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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