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乐
在南科大“内忧”的争论中，南科大的办学思想被归结成两个基本观点：一是所谓的“规律论”，一是所谓的“国情论”。其中，香港科技大学3位教授的主张被称为“规律论”， 朱清时校长的主张被称为“国情论”。他认为南科大应该立足中国国情来办学，因而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利用一些有利时机，大胆地采取“改革性”行动，来破除阻碍大学体制进步的“坚冰”，以便为南科大发展赢得空间。朱校长的主张应该说很有道理，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第一，对国情如何定位。因为国情是一个具有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性问题，人们在解释国情时的依据和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的认识水平和精神境界。在南科大办学的问题上，不囿陈规、大胆创新、破除现实的制度障碍、为中国大学制度改革探路可以说是国情；而周密规划、稳妥推进、与现体制保持平衡、对所招学生负责（学生文凭被国家承认）也可以说是国情，办学者应该顺应哪一种国情呢？
笔者以为，朱校长强调顺应国情的主张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大学自治权追求也是不能松懈的。因为大学是一个普世性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其精神内核是独立、自由、民主、文明、科学、理性等原则。而对创办大学的教育家而言，注重或顺应国情固然重要，但尊重大学活动的客观规律更加重要，因为教育家们所从事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做一般人难为之事，是在做改变国情之事。
事实上，南科大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和焦虑，皆因为其缺乏完全的办学自治权所致。所以，作为为中国大学制度改革探路的教育家，朱校长是应该在“由组织部选聘副校长、成立行政色彩浓厚的理事会”等问题上有所坚持的。要求完全的自治权，实行教授治校制度，在现实的意义上落实《高等教育法》，是南科大于中国大学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第二，理性理解国情与教育的关系。一方面，对教育与国情的关系不能进行机械性的理解，亦即只认为国情决定着教育，而忽视了教育对国情有反作用；另一方面，应该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看待国情与教育的关系，亦即二者的关系是动态的，有机的。教育对自身制度的改革，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行为，是在对社会作贡献，是应该得到国情的理解和支持的。
具体到南科大的问题上，就是朱校长坚持的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举措，是符合世界大学活动规律的，人们无须因其不符合教育部规定而怀疑或动摇。而在大学招生问题上，南科大并非违规或叛逆，而只是恢复了大学的常识。对此需要改变的不应该是南科大，而应该是教育部门，是教育部门应该反思，为什么大学完全为自己招生的教育常识，在我们国家中却成了问题。
当然，在南科大，似乎应该反思这样一些问题：一是许多世界著名大学的经验都表明，任何一所真正的大学，都是要以体现人类文明精神的人文知识和品格为基础的，否则大学最多只能是高级技术知识的培训中心。而南科大在既对人文精神没有充分认识（没有材料表明南科大崇尚人文精神）、又不设置人文专业、不打算聘任人文学科教师的情况下，就期望办成“一流大学”，这显然是一种天真的幻想。二是南科大的主办者曾多次强调“要在世界范围内招聘一流学者或大师”，似乎这样就可以使南科大很快成为“一流大学”。而立足中国的大学经验，这种想法或许有些道理，但其中内涵的简单化意味也是明显的。因为不仅一流的人文学科教师标准很难界定，而且真正优秀的人文教师并不在“世界范围内”而在国内。
第三，该如何顺应国情。南科大作为一所意欲为中国大学改革探路的公立大学，其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其在处理与国情的关系方面，有一些问题还是需要深思。
一是按照主办者的初期解释，南科大是要按照香港科技大学的模式，办成国内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的。但主办者们似乎忽视了，香港科技大学的举办，是在香港已有“港大”、“中大”、“浸会”、“树人”等综合大学、唯独缺少科技大学的基础上设置的，其“一流大学”的业绩，并不是刻意形成的，而是在举办者们的卓绝努力下自然形成的。而南科大则不同，不仅一开始就高调亮相，而且抛出了要模仿世界大学通例“全球遴选校长”、“全球招聘教师”等设想。而随着这些设想的不断被媒体放大，南科大便被置于中国大学制度改革领头羊的位置上，聚集了社会对大学改革的热烈希望，而这，显然是襁媬中的南科大无力承受的。因为一些学者及媒体对南科大的欢呼，其意并不在于深圳是否要创办一所高水平的技术性大学，而在于南科大是否如主办者声称的那样，在校内建设起“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的大学制度。所以，人们对南科大创校的期待，实际上是对中国大学实质性发展的期待。从而使南科大在顺应国情方面，其回旋余地很小。而创办者们有些必要的妥协，在舆论上就会失去支持者。
二是南科大的创校意向，是要培养深圳发展需要的技术性、应用性人才。这样的想法可以说并没有错，但其办学活动的行为逻辑与精神意蕴却可能与真正的大学理念是隔膜的。因为真正大学的核心目标是学生的精神和人格的健全发展，学生的技术和专业能力培养是包含于其人格养成之中的，也就是处于健康人格之下的下位或中位层次上的。
大学教育首要的着眼点应该是学生的健全人格培养，其次才是学生学习能力和职业能力的培养。但从媒体披露的南科大建校章程及初期实践来看，朱校长及其创办者们显然没有形成这样的思想共识和教育信念，他们的教育原则可以说还是传统的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的。其专业设置、教师类型、教学计划的组织架构及活动逻辑，可以说与传统的科技大学的办学思路并没有多大区别，依然具有重理轻文、重工轻文的特征，而这与南科大设想的为中国大学改革探路的目标显然是有距离的。
而南科大缺乏人文学科及其教师的效应是，校内没有形成“教授治校”的共识和气氛，没有发育出自主办学的力量，使“组织部选拔副校长、理事会实质上行政化”顺理成章。显而易见，这样的“顺应国情”或许有不得已的苦衷，但于南科大以后的发展，肯定是有“精神障碍”的。
《科学时报》 (2011-11-22 B1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