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炜 安然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发布时间:2011-10-31 17: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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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果断有远见的政治更能有效推动科技发展
 
“我得诺奖最大的作用,就是改变了长久以来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
 
“在合适的情形之下,一个脑筋清楚、做事果断而有远见的、不那么民主的政治,把科技推上去的本领更大,因为它有效率。”
 
清华大学科学馆,走廊尽头这个近30平米的房间因为没有丰富的物品陈设而显得有些空旷,然而这个房间里却有一个用来思考整个物质世界运动规律的大脑。
 
物理学家杨振宁端坐在办公桌前,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始终用一种缺少变化的语气与我们交谈。他神情温和,那是一种让人感到难以改变的温和,甚至连时间对他的改变都显得那么艰难——这位89岁的东方男人看起来非常健康,言谈举止间保持着足够清晰、敏捷的状态。一个小时的谈话刚一结束,他就起身拎起黑色文件包步出办公室,结束了他日常的半天上班时间。
 
杨振宁把自己的健康长寿归结于“幸运”,他说他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都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所以“这一辈子简直可以说是没法子更幸运了”。被他称为幸运的,还有上帝给他的“最后的礼物”——比他年轻54岁的妻子翁帆。杨振宁用自己的晚年生活来诠释的这段“不对称”之美,似乎比让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宇称不守恒”定律更让世人惊奇。
 
即使抛开“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这个光环,杨振宁的人生依然有诸多的戏剧性:他生于民国时代,父亲是清华大学数学教授,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西南联大完成大学教育,长期在美国投身于科学事业,最终回到祖国。
 
科学馆西侧的近春园是杨振宁“小时候到处游玩”的地方,从这里走到他在清华园的寓所“归根居”只有一段20分钟的路程,却浓缩了他89年的人生。在这位科学家身上,我们不仅看不到不同文化冲突造成的印迹,也找不到科学天才惯有的孤僻和怪诞。难怪杨振宁的一位老友称他为“最正常的天才”。
 
就在杨振宁的两本传记相继在中国大陆出版之际,《中国新闻周刊》对他进行了专访。
 
中国新闻周刊:上个月,三联书店刚刚出版了《杨振宁传》。台湾作家江才健于2002年写就的《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最近也在大陆公开出版。你对这两本传记评价如何?它们可以看做是对你人生经历的全面总结吗?
 
杨振宁:我想再三地讲,中国对于人物传记的写作,历史很长,但现在像西方写人物传记那样去做的,却是很少的。西方人写传记,最大的特点是求真实。而中国当代的很多传记,比如关于华罗庚的、陈景润的,都不忍卒读,是“传记文学”,与文学相关,就有空想的成分在里头。而这两本,比较像西方的写法。 这两本书相当不一样,《杨振宁传》的作者杨建邺是物理学教授,他的物理知识很多,又读了大量的文献,对我的工作有很多详细的、半通俗的描写。江才健的好处是,他在美国访问了很多人,可能有100多人,都是我人生不同时代的朋友,所以也有他的特色。
 
一个人的一生是很复杂的事情。如果把这两本书加起来的话,我人生经历过的,有80%都在里头了。因为我还有很多很熟的朋友,其中有些人已经不在了。两位作者没有机会跟这些人长谈,所以不能那么全面。
 
江才健的书是2002年在台湾出版的,当时他也跟大陆的出版社联系了要出版,后来无疾而终。这可能是因为书中涉及到李政道和我的事情。中国政府尽可能地不要牵扯到这件事里面去,因此他们认为,如果江才健的书在大陆出版,似乎会代表政府的一个立场。可是后来李政道的传记在大陆出版了,于是江才健又重新联系了这边的出版社,因而这本书最近刚刚获得出版。
 
中国新闻周刊:说起你和李政道的关系,我们知道你表示过不再公开讨论此事。但我们还是想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世事变迁,你现在对于当年和李政道的矛盾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看法呢?
 
杨振宁:(沉吟许久)我跟李政道的关系是很长、很复杂的一个关系,这里头有学术的关系,也有感情的关系。不过大体上是怎么回事,这两本书里面都已经有了。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不过我不觉得我做了任何真正错误的事。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的诺贝尔奖刚刚颁布,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其中的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表示,自己最高兴的事,是他因为获奖,而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赠了一个免费的停车位。我们听说,你在纽约大学石溪分校,也有这样一个停车位,而这个停车位还时常被别人所占据。获得诺贝尔奖,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杨振宁:多半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获奖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他们都是在科学前沿非常专注地做研究,获奖之后,也还是继续做下去。有没有少数人的注意力转移了呢?是有的,但也是少数的。我以为,我得诺奖最大的作用,就是改变了长久以来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
 
中国新闻周刊:你一直关心中国科技的发展,请评价一下目前国内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
 
杨振宁: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开始大举引进西方的观念和方法。现在几十年间,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得非常之快。这是我跟很多人不一样的看法。
 
科技的发展,决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不仅需要科学家的努力,也要有大众的支持,是整个社会的事情。西方几百年的发展,中国要在几十年内赶上来,是很难的。中国在经济情形这么差的时候,都能使卫星上天,当然是非常成功,而不是非常失败。
 
但你如果要问我,物理学的前沿,中国发展得怎么样?那当然还落后于很多发达国家。不过,我认为整个发展的势头很快,我可以预言,在以后十年、二十年,在中国本土上,做出最重要工作的可能性非常大。
 
美国的拉斯克奖是生物医学界的一个大奖,其中今年的临床医学奖,给了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这件事情证明,在中国的土壤上,事实上曾做过很多重要的工作。可由于一些原因,没有被认可。屠呦呦之前没有被国际认可,原因是她的成果没有用英文发表,而且当时又是集体制,弄不清是谁做的。 如果单讲物理学的话,国内也有很好的工作,比如高温超导,在国际上也被公认是一流。
 
中国新闻周刊:但目前中国的科技界,也有很多不好的风气和弊端。因此有人持悲观态度,认为即使再过很多年,中国依然没有人能够拿到诺贝尔奖。请问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杨振宁:中国科技界的问题,我归纳起来有两点:第一点是,社会上风气不好,作假很多。这个风气已经从商业领域蔓延到学校、科研机构。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是很复杂的问题,但这是不是就会阻止中国科技的发展?我不相信。但如果能改正,是不是有好处,我认为肯定是有。
 
第二点是关于资金的分配。国家现在有些钱了,在资金分配的问题上,吵得很凶。这方面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不过,我们要看到,中国发展的模式、速度,都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现在忽然有了很多钱,想要合理地分配出去,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个难题。可是因为有这个问题,就要将中国科技发展置之死地,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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