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长乐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11-10-20 8: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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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乐:“严厉监考”与学生人格修养
 
□王长乐
 
日前到一所综合性大学中办事,正赶上该校在组织年度研究生招生考试,在笔者所办事、也是作为考场的教学楼门口,不仅有众多保安在严查考生,而且有许多监考人员在考场及楼道中巡视,还有电子监测车在考场外活动(屏蔽或监测电子信号),其戒备森严状态似临大敌。过后笔者询问参加考试的学生,进入考场是否要进行“安全检查”,学生答:“与乘机安检和奥运安检一样。”
 
这似乎是一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因为现在的考试监考几乎都是这样的。而且在承担各种社会性考试频繁的大学中,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监考经验,相关部门运作起来都驾轻就熟。在防止作弊的宣传方面,可以说更是非常熟练。在考场外的标语牌上,既有谆谆教导和劝告学生不要作弊的警句和口号,也有申明惩罚方式、用来威慑作弊的各项条例。其“恩威并用”的良苦用心,真让人感慨万千、五味杂陈。试想,这些神情严肃、如临大敌的监考者在监督谁呢?是大学现在或者曾经的学生。难道说他们在大学中的数年学习,竟然没有修养出能够让人信任的人格素养吗?
 
由于监考组织严密和技术提高的背景,一般是以考试作弊现象普遍、作弊程度严重、考生诚信意识淡薄、道德素养不高为前提的,因而严厉监考的现象表明,如今高校中的考试作弊现象已经非常严重,而且导致高校进入了一个作弊与反作弊的怪圈:由于作弊现象严重,因而要加强监考;由于严厉监考预示着学校对学生信任度的降低,进而会减弱学校对学生良好品格养成的影响力,因而教育离自己“培养人才”的目的和本质可能会越来越远。而这,是在说明目前的大学教育成功呢,还是在说明大学教育失败呢?
 
这显然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因为人类教育的经验表明,人的良好品质一般都是在自由、公正、理性、文明的环境中自发生长起来的,而不可能是在权力、权威、强力支配或压制下被动形成的。惩罚和控制只能使人的意识更逆反,使人更倾向于暴力和虚伪,甚至将投机取巧、见风使舵当成一种生活的方式和态度,形成以他律、他主、权宜为基础的被动性人格,而不会使人形成以理性、责任、自律、宽容、友爱为基础的自主性人格。所以,教育天然地应该是一种说理性、熏陶性、示范性的活动,而不能是一种威吓性、强制性、引诱性的活动。而大学中的考试监考对大学生而言,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教师教学行为或学校的教学管理行为,而是一种意义深远的教育活动,以及学生的人格熏陶活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国外的许多大学在考试中,都推行一种激励学生自觉、自律的“荣誉规则”,引导学生珍惜“荣誉”,杜绝作弊,进而养成自律人格。而我们大学中的严厉监考现象,以及其依据的高压和惩罚意识,显然是与教育的精神意蕴背道而驰的,依靠它,不仅无法营造出好的教育风气来,也无法培养出注重责任、权利的合格公民,以及具有社会担当的精英人才。
 
众所周知,大学教育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是人生受教育的最高阶段或最后阶段,也是学生人格形成的关键阶段,学生在本阶段形成的人格形态,很可能就是他们即将带入社会的人格形态。那么,大学期望学生带什么样的人格到社会上去呢?是带一种积极、自尊、负责、理性、自律的人格到社会上去呢?还是带一种他律、他主、权宜、从众、功利的人格到社会上去呢?这显然是任何一所大学都应该认真对待的严肃问题。
 
基于民主素质只能在民主的环境中锻炼和养成、高尚的人格只能在高尚的氛围中成长和修养的人类经验,大学生的自主性人格也当然只能在自主的环境中训练。而为了促进学生自律、自主、理性、荣誉人格的形成,大学就应该在这方面对学生进行相应的教育和训练。大学中的监考作为学校教育活动的一部分,无疑也应该充分地体现人性,体现学校对学生的信任,让学生在被信任、被尊重的氛围中,来形成他们遵守社会规则的自律精神,成熟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坚定他们的诚实品格和人生信念。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不是简单地反对所有的监考,而是反对那种对学生“如临大敌、戒备森严”的监考,因为一是大学是一个教育机构,其活动目的中无疑包含有培养学生自觉遵守社会规则的内容。而基于暴力环境容易形成人的暴力倾向、文明环境才能形成人的文明意识的原理,可知学生自觉遵守社会规则的意识和能力,只能在被信任、被尊重的环境中形成。笔者以为,目前大学中的严厉监考现象,是不利于学生健康人格养成的。二是这种监考的立足点是“管理”,而不是“教育”。虽然从教育管理的角度看,严格监考是必须的,甚至应该“宁左勿右”,越严越好。但如果从教育工作的角度看,这样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种做法会在学生的人格养成上形成障碍,会对其健康心理形成产生消极影响,使学生精神上难以养成自觉为社会负责任的意识,使教育背离自己的本性和宗旨。
 
对于学生考试作弊行为普遍及程度严重的问题,不应该简单化地借用社会管制的逻辑,企望用严厉监考的方式解决,而应该在教育思想和制度中寻找原因,包括反思考试的内容和方式,并力图用教育的方式、亦即通过提高学生人格水平的方式来解决。当然,这其中最为根本性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应该走出导致教育本性迷失的行政主义逻辑,让教育能够按照自己的规律活动,从而使教育活动建立在坚实的思想和制度基础之上。
 
《科学时报》 (2011-10-20 B1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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