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长乐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11-6-27 9:16:07
选择字号:
王长乐:大学制度建设需要一次革命

 
□王长乐
 
现代大学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在大学活动领域中是处于中间位置的。在其上位,有作为制度指导思想的大学理论;在其下位,有被大学思想和制度支配、规范、引导的具体的教育、教学活动。这三者之间是一种逻辑上的顺向接续关系,亦即思想决定制度,思想和制度决定实践。因此,要设计或创造一种先进的大学制度,就首先要有一套先进的大学思想。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由于没有先进的大学思想引导,因而采取了最省事、最直接、最熟练(我们过去一直是这样做的)的方法,就是对现实的大学制度进行理论上的修饰和包装,用时髦的理论将现实的大学制度包装成所谓的新的现代大学制度。
 
这种做法回避了大学中的真实问题,无助于大学中制度弊端的消除,其代价是又一次延误教育改革的时机。
 
由于我国传统的大学制度是一种在本质上为“政教合一”的制度,大学制度与社会整体的教育制度、政治制度是同质、同构的,因而我国的大学制度改革,并不是简单化的大学或者是教育领域内的事情,而是国家层次以及政治领域的事情。受我国长期的政治运动的影响,以及现实社会中连续不断的“反自由化”运动的警示,教育研究者们在大学教育思想的研究中,往往投鼠忌器,思想暧昧,很少有像蔡元培先生那样“我绝不再做这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的教育思想表达,致使教育理论研究与教育体制一样,都处于极其保守的状态。体制对现有大学理论的“有选择应用”(一般情况下并没有错),以及对理论研究者的“有选择褒奖”,则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诠释,抑制了创新。所以,我国的大学制度进步有赖于国家政治的进步。
 
国家层次上的大学思想其所以没有进步,显然是因为在社会领域中,没有完成由“权本位”向“人本位”的社会思想转化,使社会的政治结构至今仍然是“以权力为中心”、“以官为本位”的集权形态,社会活动的中心问题还是如何有效地“巩固政权”,“有权便有一切”的观念深植于国人的意识之中。这种现象对于一般社会成员的影响是,他们虽然没有机会参与到“巩固政权”的宏大事业中去,但以在社会权力序列中的位置来确定某人是否“成功”、“有本领”、“有出息”,则是社会上通行的价值观念。向往权力、畏惧权力、崇尚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国民的集体无意识。如今每年惨烈而悲壮的“国考”,虽然有人们向往公务员位置上聚集的优越的物质条件的因素,更多的还是国民对权力崇拜的潜意识使然。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下,大学无疑也会形成“以权力为中心”的教育思想。与“权本位”在精神上息息相通的“科举制”的灵魂,也自然地会被大学及各方面教育所继承和发扬,使其成为教育实质性的核心价值观。
 
我国社会其所以没有完成由“权本位”向“人本位”的转型,是因为在从传统的封建思想向现代民主思想转型的过程中,遭遇了种种曲折和坎坷,亦即在社会思想转变的关键时刻,民族危机超过了国内的政治危机,“革命代替了启蒙”,全社会应该进行的文化和思想革命被中断了,国家在思想方面仍然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新的“人本位”思想代替旧的“权本位”思想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流动于社会中的主流意识,当然只能是带有浓厚封建意识的“官本位”思想了。以这种思想为基础设计的现代大学制度,自然存在着法治意识、自治意识缺失的天然性缺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目前的大学制度建设,在思想层面上还需要进行一次“走向共和”的革命。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大学思想转型的社会思想基础,是社会领域中法治思想和人本位思想的被肯定与普及,以及社会实质性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宗旨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权为本”或“以官为本”,教育的方向不是“升官发财”、“知识改变命运”(虽然知识曾经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为学生提供做官的资格或帮助其成为“人上人”,而是为了学生的人格健全发展,使其成为有教养、有道德、有责任心的“现代中国人”。只有社会上下在这方面形成共识,教育才有可能真正进步。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解放后的前十七年中,毛泽东也曾经对这种带有封建性质的教育大加批判,以一次又一次的“教育革命”来冲击这种以传授知识为中心的应试教育,只是他所秉持的教育观念是比应试教育更粗糙的“反智主义”观念(知识越多越反动),使用的方法是以否定知识的正常价值、破坏教育正常秩序的政治运动方式,所以结果比他所反对的应试教育的效果更糟,出现了“反右”、“教育革命”、“文革”等重大失误。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拨乱反正中,由于没有先进的教育思想的引导,以及社会还没有从思想禁锢的状态中走出来,所以教育仅仅是恢复了一个常识,亦即要重视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教育发展的具体思路上,并没有产生新的思维,只是简单地回到“十七年前”。所以,在三十年的教育发展过程中,大学虽然在办学规模和教学条件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教育的思想和品质上,还是“十七年”的水平,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而在这种文化和教育氛围中探讨大学制度改革,其诠释政策、包装现实体制则是自然而然的了。
 
显而易见,目前通行的大学制度理论并非理论创造的结果,而是诠释现实大学制度的结果。这种理论其所以能够通行,显然是有其思想和制度基础的。然而,诠释只能暂时性地掩饰问题,并不能解决大学实践中的问题。
 
在大学体制与社会政治制度同质、同构的情况下,在“教育要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政策”的话语背景下,在大学领导集团为政府代表的情况下,大学的理论研究在思想上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精神障碍”:似乎诠释或歌颂教育制度,就是服从和拥护国家的教育政策,而批评大学就似乎是批评政府和国家的教育政策,从而给教育理论研究增加了压力,使教育创新多了一份学问之外的阻力,也助长了诠释的风气。这样的社会形态对教育理论研究的影响是,教育理论研究的首要原则是政治安全,其次才是创新,安全重于创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的教育理论研究中诠释成风,而创新稀少的主要原因。
 
对现代大学制度理论的分析是艰难的,沉重的,然而却是应该的、必须的。因为容忍平庸的理论流行,只能加深大学的危机,贻误大学改革的时机。目前社会上下都认为大学有问题,都认为大学的制度需要改革,但问题的核心是我们有没有改革的诚意。面对大学体制的真正症结,我们有没有决心破除?面对正确、合理的教育制度,我们是否敢于舍弃既得利益,真诚地学习和引进?这既需要我们的见识和勇气,也需要我们的信念和境界。(作者为江苏大学教授)
 
《科学时报》 (2011-06-27 A3 观察 评论)
 
 打印  发E-mail给: 
    
 
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SSI ļʱ
 
读后感言:

验证码:
相关新闻 相关论文

图片新闻
应对全球自然衰退亟需“安全网” 判断河流干旱与否,请看海洋
月亮上的水比我们想象中多 新方法描摹艾滋病病毒含糖屏障
>>更多
 
一周新闻排行 一周新闻评论排行
 
编辑部推荐博文
 
论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