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10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当年的先贤大哲们以大无畏的精神果敢地提出打倒孔家店，全面引入德先生与赛先生，以此达至彻底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其采取的路径与我们今天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即用赛先生（科学文化代替传统文化），用德先生（民主机制）为整个社会提供抚慰。药方不错，可惜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失败原因无非两条：其一，新文化受众的规模过小。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文盲与半文盲占多数的国家，科学文化是高端文化，能够接纳的群体规模过小，从而无法充分展现科学文化的规模效应。其二，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目标定位不准，这种激进的替代策略必然招致各要素信众的联合自保与激励反抗。
我们今天的策略是合理利用传统文化，精准划分其构成要素，而不是一概否定，使传统文化成为新文化的生存根基，而不是天然的敌人，这就是文化嫁接模式的优势所在。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曾指出：一切具体的思想都发生在某一确定的历史生活空间，并且唯有参照这个空间才能得到充分把握。改革开放40年，我们已经培养了1.1亿大学生，这就是推进科学文化的最大受众基准面。文化嫁接的亲和力与认同受众的规模高度正相关。可喜的是，按照人口变化规律来看，未来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人口的比重会越来越大，相反，文化水准较低的人群正在逐渐老去。【阅读原文】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