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侠 来源: 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9-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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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科学文化嫁接在传统文化的根基上

 

■李侠

文化的改造从来都不是采取推倒重来的模式,而多是遵循渐进融合模式。渐进融合模式相当于自然演化,在试错中缓慢推进,虽然后果不可控,但一旦形成也很少逆转。这种模式有一个缺点,即无法展现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且文化变革速度过慢。在深入了解文化的结构之后,为了改变这种境况,可以采用一种新模式:文化的嫁接模式,即把一种新型文化嫁接到传统文化上。所谓嫁接原本是植物的人工繁殖方法之一。即把一种植物的枝或芽,嫁接到另一种植物的茎或根上,使接在一起的两个部分长成一个完整的植株。嫁接既能实现新文化的优势,又能很好地利用传统文化的社会认同基础,这有利于保证经改造后的文化的存活与正常发生效用。生物学研究告诉我们,影响嫁接成活的主要因素是接穗和砧木的亲和力,其次是嫁接的技术和嫁接后的管理。所谓亲合力,就是接穗和砧木在内部组织结构上、生理和遗传上,彼此相同或相近,从而能互相结合在一起的能力。这里的接穗相当于科学文化,砧木相当于传统文化的基质。

基于这种类比,这里的文化嫁接模式就是指:把科学文化嫁接到传统文化的根基上,从而达到改造传统文化的目的。为了实现两种文化的嫁接与存活,需要对传统文化的特点做进一步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两种文化嫁接时的亲和力问题以及排异反应。

众多学者们研究达成的共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由3部分构成,分别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与佛教文化。这3种构成要素中,由于历史的影响,儒家文化长期被官方授予正统地位,久而久之,在影响力方面居于优势地位,其次是道家文化,最后是佛教文化。这种构成结构导致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以儒家的伦理规范作为行动选择的依据,其他两种文化要素则以隐性的形式辅助个体的行为决策,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其功能才会以显性形式呈现。根据阿兰·斯密德的“状态—结构—绩效”三元结构模型,不同的结构安排会导致不同的功能和状态,因此,还需要对传统文化的功能进行分析,由于整体功能是由部分功能整合而成,这就需要对各构成要素的功能进行分解。

儒家文化的典型特征是入世,强调经世致用;道家文化的典型特征是出世,强调的是无为而治;佛家文化的典型特征是弃世,强调的是脱离现世的苦海。这3种功能的整合会出现很有趣的局面,对于个人而言,如果儒家文化的力量超过后两者的力量之和,那么这个人会呈现出积极的入世姿态,带来创造力的释放,如果全社会这种力量占优,那么整个社会呈现出有活力并处于进化状态;反之,如果儒家文化的力量不如后两者的力量之和,那么个体则会呈现出创造力贫乏、颓废与行动消极,整个社会就表现为退化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文化是具有创造力的入世文化,它与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入世精神以及实用主义价值取向高度匹配,这就决定了两种文化嫁接的亲和力是很强的,从而在文化的结构层面上保证了嫁接成功的可能性。

为了保证文化嫁接的成功与质量,还需要清理传统文化中不适合嫁接的文化因素。众所周知,道家要素与佛家要素其精神特质是出世与弃世,这种精神特质与价值取向与科学文化的特质与价值取向完全相反,从而会遏制科学文化的渗透。庄子所谓的“有机事者必有机心”,这种心态已然清晰地揭示了这种价值取向所带来的潜在后果。发生在16世纪的西欧宗教改革,新教的诞生作为文化改造成功的经典案例,使人们的观念从上帝之城转向俗世之城,这种入世的价值取向,催生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韦伯,《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近代科学的兴起(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伊朗巴列维的文化改革,由于伊斯兰文化的精神特质与科学文化的精神特质之间存在强烈排异反应,最终导致文化改革失败。反观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每一次文化变革都在消减与禁锢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从而导致传统文化日益沦落为一种退化的研究纲领。这也解答了韦伯命题,即“为什么中国宗教没有像新教那样在中国产生出资本主义”的深层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文化中只有儒家文化构成要素与科学文化在价值取向上相匹配,从而具有亲和性。其他两者则不具有亲和性,一旦儒家文化彻底僵化,那么嫁接就不容易成功。这也间接解释了李约瑟难题在文化层面上遭遇的困境。现在我们还需要揭示传统文化的一个经典难题,既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暗含这种退化的基因,那么,为什么这种文化还能够延续几千年而不绝,这是值得高兴的事吗?

一种文化能够延续几千年而不绝,关键在于其拥有稳定的信奉者,从而导致一种有问题的文化由于其信奉者的持久性存在而得以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简直就是一盘设计巧妙布局合理的拼盘:对于刚刚踏入世界的年轻人而言,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入世精神与其人生选择正好相匹配;及至人到中年很多梦想开始破灭,再也无法实现,此时道家的出世精神又可以充分消解这种人生的失意与挫折感;待到老年,一切已经定型再无改变的可能,加之身心的困厄与病痛折磨,早日摆脱这种状况已成普遍需求,此时佛家的弃世正好满足了这一阶段的心理需求。一个社会中总有一个相对稳定、连续的老中青构成结构,源源不断,传统文化则提供的3种谱系连续的精神抚慰措施,无论你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总有一款心理抚慰适合你,这种广谱性的意义供给又怎会被族群舍弃呢?这就是它几千年绵延不绝的内在原因。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有趣的推论:在传统文化场域内,如果文化的主导构成要素没有出现僵化,再加上群体中年轻人比例占优,那么这个场域理论上就会呈现出积极入世的精神面貌,从而在创新能力或社会活力方面表现出进步态势。梁启超所谓:少年强则中国强。其内在机理更在于文化主导要素的开放性(防止僵化)以及群体的数量而非某个体的能力。截至2017年底,中国老年人口已达2.14亿人,占总人口的17.3%,中国已经名副其实地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上述推论,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中国具有入世精神的群体规模在缩小、创造力也随之快速减弱,并有加速社会退化的趋势,如何遏制这种不同文化构成要素之信众比例的变化呢?只有通过大力引入科学文化,人为地增加不同群体的创造性与活力,以此抵消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创造力损失。至少科学文化会在中老年群体里,冲抵消极无为情绪,增加其入世的积极性,这对于挖掘整个社会的智力资源意义重大。

遥想10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当年的先贤大哲们以大无畏的精神果敢地提出打倒孔家店,全面引入德先生与赛先生,以此达至彻底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其采取的路径与我们今天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即用赛先生(科学文化代替传统文化),用德先生(民主机制)为整个社会提供抚慰。药方不错,可惜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失败原因无非两条:其一,新文化受众的规模过小。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文盲与半文盲占多数的国家,科学文化是高端文化,能够接纳的群体规模过小,从而无法充分展现科学文化的规模效应。其二,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目标定位不准,这种激进的替代策略必然招致各要素信众的联合自保与激励反抗。

我们今天的策略是合理利用传统文化,精准划分其构成要素,而不是一概否定,使传统文化成为新文化的生存根基,而不是天然的敌人,这就是文化嫁接模式的优势所在。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曾指出:一切具体的思想都发生在某一确定的历史生活空间,并且唯有参照这个空间才能得到充分把握。改革开放40年,我们已经培养了1.1亿大学生,这就是推进科学文化的最大受众基准面。文化嫁接的亲和力与认同受众的规模高度正相关。可喜的是,按照人口变化规律来看,未来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人口的比重会越来越大,相反,文化水准较低的人群正在逐渐老去。

哲学家C·弗兰克曾指出:任何一种社会形式在人的精神生活及信仰高于它时便走向灭亡,失去自己的宗教基础,正因为如此,才注定要衰败、要消亡。因此,当下推进科学文化正处于一个非常好的历史窗口期。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

《中国科学报》 (2019-05-10 第5版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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