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端鸿 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今年正式发布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部署了新一轮“双一流”建设、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和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进一步形成了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高校分类发展的制度框架。方向已经明确，赛道已经划分，但对于高校而言，真正的拷问才刚刚开始——自己在这张分类发展的图谱中处于什么位置？未来应该往哪个方向走？面对“三双”建设，是否都要争？应该争哪一条赛道？如果暂时没有进入建设名单，又该如何理解自身价值？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当前有一种“争创焦虑”正影响部分高校的办学选择，使本应服务于分类发展的重点建设重新滑向身份竞争和层级竞争。

这种“争创思维”最突出的表现是把分类赛道重新理解为层级阶梯。一所地方研究型大学，在若干基础学科领域已形成长期积累，但综合实力暂时不足以进入“双一流”，是继续深耕原有方向，还是转向应用型赛道争取“双优”？一所应用型本科高校长期围绕地方产业推进产教融合，但距离“双优”建设要求仍有差距，是继续把产业服务做深做实，还是反过来用研究型大学的标准证明自己？一所高职院校长期为区域产业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却没有进入“新双高”建设名单，是否意味着其办学积累缺少价值？如果高校普遍按照这种逻辑思考问题，分类发展就不可能走向各安其位、各自卓越。

实际上，“双一流”“双优”“新双高”只是三条不同的建设赛道，而非由高到低的办学层级。研究型大学主要承担原始创新、知识创造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任务，应用型高校更加突出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产业技术创新和区域服务能力，职业院校则主要承担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现代产业体系支撑任务。更重要的是，重点建设本身也不是为了给高校分配身份，而是要在不同赛道中遴选那些具有显著优势、在部分领域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高校和学科，通过集中支持进一步放大优势，使其代表中国参与更高水平的国际竞争。分类是基础，重点建设是手段，逐步取得国际竞争优势才是更高层次的目标。

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容易把重点建设异化为“争帽子”。任何重点建设项目都必然具有选择性。全国高校数量众多，能够进入建设范围者终究只是少数。没进入名单不意味着失去办学价值，高校的贡献更不会因为进入某个名单与否而改变。真正值得警惕的是高校把进入建设名单当成发展目的，把外部身份当成内部价值的证明，由此形成“争创焦虑”，甚至迫使某些高校偏离自身最有基础、最有优势的发展方向。

当然，分类发展并不意味着高校不能调整定位，但这种调整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功能基础和比较优势之上，而不能仅出于争取某一建设身份的需要。

研究型大学如果长期积累形成的是基础研究和学术创新能力，就不应因为一时未进入“双一流”而轻易转向争取“双高”；应用型高校如果真正形成了产业联系和技术服务优势，也不必为了证明“层次”而重新追逐论文和学术指标；职业院校更没必要以本科院校的标准确认自身价值。高校真正成熟的战略选择，应是明确功能定位和不可替代，而不是考虑如何更容易地被纳入某类重点建设。

更长远看，重点建设能带来的政策倾斜和资源优势终究有限，且有阶段性。它可能帮助一部分已形成突出优势的高校和学科进一步突破，但不可能成为高校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逻辑。对于绝大多数高校而言，真正决定发展空间的仍是能否把自身特色做出来，把比较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学科专业优势和社会服务优势。特色越鲜明、优势越不可替代，高校获得资源、吸引人才、服务区域和赢得社会认可的空间就越大。与其把大量精力耗费在揣摩评选标准、追逐建设身份上，不如真正把学科做精、把专业做强、把人才育好、把服务做实。

因此，高校分类发展的关键是形成一个各类高校各有定位、各有优势、各有发展空间的高等教育体系。“三双”建设应当被理解为国家在不同赛道中选拔优势力量、集中资源、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制度安排。对于入选高校而言，真正的责任是把已有优势进一步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代表中国在相应赛道上达到更高水平；对于未入选高校而言，也不应陷入身份焦虑，而应在自身定位上不断形成特色和优势。

只有当重点建设真正服务于全球竞争，分类发展真正服务于多样化办学，高校不再围绕身份标签重新排队，中国高等教育才能形成既有高峰又有高原、既有国际竞争力又有丰富生态的现代化体系。这才是分类发展的真正意义。